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经”“文”视阈下的中国文论话语范式研究

"经"与"文"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两个重要维度。依刘勰"释名以章义"考察"经"与"文"可知,"经"之本义是"经营","文"之本义是"纹身"。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里,"经"之经营乃是一种返道之力,是文论话语的本根。"文"之文采乃是一种诗性之风,是文论范式的泉眼。"经"与"文"的相交发展促使古代文论话语范式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对中国文论发展有着极大影响。

因體制乐:《乐记》音乐审美风格论考

从"體"的角度考察"乐",会发现"體"不同则"乐"有别。建基于"礼"和"德"两大维度的《乐记》因其音乐美学论能以通透乐之"體"直达乐之"貌"。体貌亦为风格。因體制乐,则《乐记》之审美风格有四:一是感物层面的审美风格;二是礼制层面的审美风格;三是政教层面的审美风格;四是气象层面的审美风格。《乐记》以"遗音遗味"、"和节有序"两个基本点作为评判音乐风格的审美标准,还以夏商周之乐作为他评判的圭臬。《乐记》之审美风格论,打破以壮美优美为审美风格划分标准的模式,转而建立一种极具儒家色彩且细腻辩证的审美风格标准,这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论中唐的以“文”疗“经”

中唐儒学渐衰激起了士人的重振雄心。韩柳元白等有识之士,面对中唐之病,试图以"文"疗"经":即以文学为刀,先以道统重构更植儒学骨髓,再以复古归质修复思潮肌理,终以子学之兴振奋文坛精神。以"文"疗"经"在中唐--北宋之思想与文学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慧能禅与庄子关于“自由”思想之比较研究

慧能禅义和庄子思想于"自由"之旨上有深层共鸣。从形体而言,庄子思想讲求"离形去智",以"诚忘"求形体虚无、物我两忘之自由;慧能禅义则从"无相"出发,讲求无念去相、一无所滞之自由,甚至庄子之形上之思一并抛却,其宗旨略胜庄家。从灵魂(心性)而言,庄子从"诚忘"而有"心斋",从"心斋"而达"物化",于逍遥无待之祉尚求万物其一之无限自由之境界;慧能则自"无相"而有"无念",挈"无念"而达"无住",于念念不染之地能得不离不住之无极自由之境地。庄子自由而有万物,慧能已然自由至虚空。从这点来看,慧能禅比庄子更加高明。

论《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戏仿

《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在《甄嬛传》里诸多地方能够找到痕迹,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名与情节或者性格的暗合,其次是叙述与话语的模仿,最后是人生哲理的相似。《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可以说只是一种写作技术层面的借鉴,《甄嬛传》之文学艺术成就虽远不能跟《红楼梦》相提并论,但她精致典雅之语言、独具匠心之情节、沉伟岸之哲理在后宫(或说"宫斗")题材小说的苑囿里的确独树一帜、鹤立鸡群,这是我们必须肯定和承认的地方。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论《五经正义》的经学史与诗学史意义

《五经正义》出现于唐代经学与诗学不断发展的时期,对经学和诗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于经学史而言,《五经正义》表明了帝王的治国态度,统一了经学文本,促进了礼仪文化的建设,大开儒学风雅门庭。于诗学史而言,《五经正义》中的"抒愤说"及兴象理论影响了后来的"不平则鸣"和唐代诗歌兴象玲珑的美学底蕴之生成。同时,《五经正义》既兼采诗人之个性与价值,又在经义内涵中增强了唐代诗歌中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感。

湖湘诗派诗学革新论

近代社会之风云变幻激起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诗派于诗学的睿意革新。于诗论上,王闿运力去古文经学家论儒道之弊而先以"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欲疗诗运宋学之病,后以新意之"情"冠于诗而得绮丽典雅之风。邓绎则越庄子自然之旨,以"诚情"入"自然",以"文化"而使诗人神感,不脱自然之情而有"六艺"之貌。于诗艺上,王闿运擅拟汉魏风骨而融合以绮丽古雅自成一家,他打破了自古文与质之限制而又能随意驾驭创新,诗坛为之一震。邓辅纶则打通动态之诗与静态之诗的局限,糅古直、绮丽于一体,所作之诗朴茂纤秾、肆醇潜悲,实为近代白话诗蒙太奇手法之雏形。

中国诗学之转关因革与“四元”范式创生

现代学者马一浮超越陈衍,在"诗运转关"命题上扩"三元"而提"四元",此说成为概括中国诗学范式转变之新观念。但马氏之"四元"指向存在脱节。"四元"转关之枢机应为"颜谢""李杜""韩白""苏黄"。更为重要的是,此"四元"转关之生成,既是返景复照于前元语境而脱尘发晖为新元模式,又在不同时期汲引儒释道三教文化而融成新的诗心灵台,还以张力骈移之特征建构中国诗学两仪相利之典范。

破立视阈下的初唐诗学建构研究——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中心

太宗晚年齐梁余韵之回潮肇引出初唐诗学必破之格局。“初唐四杰”与陈子昂以“风骨”“兴寄”大旗欲立初唐诗学新面貌。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呼唤刚健诗风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践“风骨”之旨。陈子昂则超越“四杰”,秉承儒家诗教、亲爱风雅,援《诗》立文,以“兴寄”推动初唐诗学继续深入发展。

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明代经学经由心性之学的弘扬,将诗学心性之论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有明一代诗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二是作为明代经学核心的心性之学带来政治意识的重新营构与人格素养的重新要求;三是明代诗学在理论建构问题上的"宗唐"或者"宗宋",不仅是明人为自身找寻诗学维度的必经之路,更是对明代经学发展做出的紧密和声;四是明代八股文制度对于诗学发展有着促进明代诗学尊体意识与诗学体悟之功。

叶燮《原诗》比喻修辞的艺术特征

叶燮《原诗》将建构在"变"的基础上的文论观点巧妙地运用新鲜别致的比喻述说。这表现在不仅富于农耕文化生活气息,还能学于先贤又不落俗套,遣词造句字字珠玑,并在宏观层面凸显出点线面式的流动思维。

梅尧臣山水诗叙事性研究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发展历程蕴含有一条清晰的叙事性线索,尤其是入宋以后,山水诗的叙事性得以全面彰显。事件过程、自然情节、逻辑思理三大叙事表征在宋代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正是推动山水诗入宋以后取得叙事性前进的重要诗人,他的山水诗在诗题诗序、结构章法、时序时距、散文趋向等方面倶体现出了鲜明的叙事因子,是宋代山水诗叙事性发展之典型。

中国诗史中的“湘怨”情结——以唐诗宋词为中心

"湘怨"情结是中国诗歌史中值得关注的特殊文化现象。自娥皇女英与屈宋以来,湘怨情结在诗歌史中有着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其中,湘怨情结在唐宋发展中又有着明显的转变过程。如果说唐代湘怨情结承接唐前湘怨的无限哀思与悲愤之感的话,那么宋以来的湘怨情结则开始转变为词风清丽的风景之叹、离别之悲与失意之怨。唐宋湘怨内涵与特征的转变其实是整个中国诗学审美内涵转变的一个维度。

刘勰“六观”法下的“诗词赏析”题解——以《登金陵凤凰台》为例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鉴赏诗歌文章的"六观法",能够运用到语文试题中的诗词解析这一题当中。通过学习"六观"中的位体可知道诗词的体裁,置辞可以推测诗人的情感以及"诗眼",通变和奇正则把握作者的诗艺水准和全诗的"诗魂"所在,事义与宫商则能从音韵角度判别诗人的韵感。"六观法"能全面的推测诗人的内心世界和诗歌思想内涵,这对于解答诗词赏析这样的题目十分有益。

汉唐精神的另一侧面——“男悲女怨”的文化解读及其经学观照

向来被认为雄强傲岸的汉唐精神,有着"男悲女怨"式盛世悲音的一面。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士不遇"的悲愤与以王昌龄为代表的大唐"女宫怨"的哀凄集中体现了汉唐精神中的这种"盛世悲音"。站在经学的角度观照"盛世悲音"这个文化现象,可以说它的形成既是封建社会政治矛盾不可解决的结果,也是文人基于文学与经学政治的角色错判形成的块垒式悲怨心理因素造成的。"盛世悲音"作为汉唐精神的另一侧面,给予当今现实深刻的历史启示。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唐代经学与诗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关系范式研究

经学与诗学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唐代经学的特征有二:融经典与通俗的统一性与通三教而备政的包容性。唐代诗学的特征也有两点:一是诗学发展呈现从紧联政教到多维共存之势,二是诗学融承三教而兼采其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盛世顶峰,唐代经学之"经"与诗学之"文"佻汉迩宋,其关系范式独具特征:在初唐表现为经定文炳,盛唐表现为经融文丽,中晚唐表现为以文疗经。研究唐代经学与诗学的关系范式对于观照盛世政教与审美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唐代因政治开明、文化多元以及经学本身的"式微"给了诗学良好的发展契机。初唐经学一转六朝浮迷虚华之气而重刚健致用之姿,文坛则强烈呼唤风骨之体。盛唐之际三教鼎立而儒学边缘,诗风则儒道禅层色皆染,颇重"意境"之论。中唐经学新变再加晚唐经学衰敝,直接导致诗论向内转的发展趋势,因而"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诗境成为风尚。唐之经学与诗学之关系给予宋明理学及后世文论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