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中层管理干部能力本位培训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从高校中层管理干部的职责与能力需求出发,提出了构建以能力为本位的高校管理干部培训体系的相关问题,重点阐述了能力本位培训的作用、体系构建与实施。

综合性院校高端培训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方法初探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座谈访问等方法进行调访,完善质量保障指标体系的质量因子构成。同时采用德尔菲法,综合各方咨询建议对各质量因子的重要程度作主观区分,确定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点指标项目。在质量保障指标体系最终形成后,用FAHP法确定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并对质量因子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同时对质量保障体系的实施提出若干建议措施。

综合性院校高端培训质量保障体系因子构成探析

综合性院校的高端培训现状是缺乏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文章依据相关质量管理理论,结合高端培训的特点,以浙江大学高端培训的实际发展情况作为范例,对综合性院校高端培训的质量生成过程及质量保障因子进行探究与分析,以便使高端培训质量保障体系更具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幻影:幽灵媒介、辩证影像与一种无意识的视觉机制

围绕幽灵媒介、辩证影像、幻影机制三个关键方面可对“旧媒介”幻影从媒介考古、影像认识论与视觉机制三个向度进行“新话语”的探讨。作为一种无特定媒介形式的“图像与身体”的集合配置,幻影有其深厚的媒介考古学根源及众多的当代表现形式。在新媒体的演化图景中,幻影所独有的“幻影式的”视觉机制并未被充分予以关注,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视觉机制使得空间形式与具身化问题陌生化,撼动了既有的媒介分类与艺术表征形态,并从精神隐喻、感官的刺激与操纵、影像认识论以及现实主义和想象的融合等诸多方面引入了辩证性的启发,从而丰富了影像类型学及影像配置的话语体系。

Faktura:俄国建构主义前卫艺术中的物、制作与关系

俄国建构主义前卫艺术在斯拉夫主义传统faktura的命题下提出了“物质的差异化”与“艺术创作主体性的消除”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艺术的拜物教,并通过一种新的材料美学与关系制造与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价值建立了新的连接。

“我们时代的房间”:亚历山大·多尔纳的“气氛室”及其空间理论

20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多尔纳分别于德国汉诺威和美国普罗维登斯进行了两次“气氛室”的展览实践。他借鉴李格尔的进化思想,借由知觉心理学、展览设计和感观效果将“空间意象”理论形式化,致力于为展览空间营造一种整体的“历史观感”,使观者对不同时代的“艺术意志”有所洞察。与李格尔所坚持的“单向度意志论”不同,多尔纳进一步强调历史艺术与现代生活的关联,以及“气氛”对主体性经验和智识的塑造。在最后一个气氛室“我们时代的房间”的实践中,媒介化的时空和作用于观众身体的可交替图像取代了标志性绘画、现代主义色彩和形式传递的空间概念。该“气氛室”因为政治和经济等原因最终未能成形,但其失败恰恰说明20世纪上半叶艺术史模型所面临的范式转变,即从历史空间向技术媒介化空间的转变,以及从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向当代“艺术装置”的方法论的转变。

几何抽象与革命:利西茨基与俄国先锋派艺术中时空模型的重构

本文从抽象的乌托邦变体--几何抽象出发,探讨了革命与俄国先锋派艺术中时空概念重构的关系。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断层触发了艺术在同一层面的革新。以利西茨基为首的俄国先锋派艺术家通过在绘画、摄影、展览和理论的实践中引入时间作为构成性因素,利用数学范式--轴测法和蒙太奇等策略对多种媒介进行形式操纵与建构,批判了传统古典透视中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与僵化,并最终重构了抽象艺术中的时空模型。这一重构标志着艺术创作从“图像文化”向“物质文化”的转变,也对应着列宁政治经济学中所包含的革命愿景,实现了新秩序的构想和意识形态的重塑,记录了革命时空的能量并为后世艺术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来源。

从“图像”到“图体”——“拟像”与艺术人类学路径下的图像认知转向

维克多·斯托伊奇塔对“拟像”进行了艺术人类学的全面考释,他认为“拟像”是西方模仿史之外的一种边缘现象,即图像被感知为某种“实存”而非模拟物,它既没有被柏拉图的哲学驱逐,也非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现代性的巨大骗局,“拟像”的发展史是围绕起源神话——皮格马利翁神话建构起来的。通过文本以及视觉材料研究的人类学路径,结合哲学层面对德勒兹差异原则的吸收,斯托伊奇塔破除了长久以来关于图像的“生/死、真实/虚假、原型/摹本(替身)”二元对立,强调了“图像”自身的能动性与异质性,以及图像与根植语境共同形成的变动能量网络,从而贡献了一种模仿史之外的关于“生机—联动图体”的图像认知转向。

“另类”书写:关于展览“形式悖论”与“策展性”的实例探讨

从展览的“形式悖论”出发,通过对展览史上三段“另类”书写的重新评估,针对“艺术家作为策展人”“形式即形成的展示”和“作为破坏性活动的策展”等问题,探讨艺术家作为设计者的展览、以放弃艺术为名的展示活动和跨越展览边界的可能假设,对于撼动“策—展—览”三方在语义、形式、主体性与能动性方面的固着与僵化具有重要意义。“形式悖论”生发了展览在类型学和定义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潜能,“策展性”概念的提出则促成了一种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相结合的知识生产,为策展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可不断探索且无法预测的方向。同时,“策展性”以“历史书写”作为驱动和辩证批判,为当代展览的续写提供了诸多借鉴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