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析产纠纷中习惯法的司法适用——基于625份裁判文书的研究

习惯法运用于司法中能够弥补制定法的空白,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对625份分家析产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显示,习惯法的司法适用空间广阔,同时,存在以法官主动适用习惯法为主、认可当事人的援引为辅、当事人对习惯法的援引率不高、以间接性适用和模糊性适用为主等特征。其根源在于习惯法自身的特性、适用主体的差异性以及适用程序的薄弱性。对此,在适用前提上,应强化习惯法在民事审判中的法源地位,整合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规定;在适用技术上,应确立习惯法司法适用的识别标准,完善习惯法司法适用的解释,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细化适用的程序规则;在适用保障上,应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司法责任制,优化诉前调解机制,共促习惯法在分家析产案件中的规范适用。

回应性信访治理如何可能?

基于2023年各地信访典型案例、政府留言数据以及访谈材料的分析发现,基层信访治理不再单纯作为压制性手段,而是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从群众路线到压制作用再到回应性范式的转变,这表现在功能回应性、结构回应性与互动回应性三个维度上。基层信访承担了群众沟通、诉求解决与政策响应的三重回应性功能,功能的变迁带来了信访系统内部结构的分化,组织结构、权力结构、程序结构与责任结构以自主调适的形式,回应系统功能和社会问题。为协调功能回应性与结构回应性,使二者保持时间上的同频与方向上的一致,基层信访治理还调动起情感要素,联动资源要素,推动功能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回应,开创了基层回应性信访治理的生动格局。

乡村人民调解的二维范式——基于T市X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北方T市X村四个案例的分析可知,乡村人民调解存在制度需求—情感需求的二维范式。在制度需求型的纠纷情境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多元主体中的协助者;在情感需求型的纠纷情境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时常扮演虚置的旁观者;在复合需求型的纠纷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可能承担着两难的执行者角色;在利益无涉的纠纷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往往倾向于成为一个名义上的调停者。制度需求与情感需求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法律意识互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等内在要素传导至行动中,作用于主体间的交互。这种自我调适的类型化运作逻辑,体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在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调解的悬浮化、表面化和非中立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调解的实践样态进行反思,推动基层纠纷的实质化解。

《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数据可携带权探析

2021年我国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初步确立了数据可携带权。本文立足这一制度,对数据可携带权的本体、理论基础及适用困境进行讨论,提出该权利属于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一种类型,并对其权利主体、客体和具体内容展开论述。目前我国立法体系日趋完善,数据安全和技术成本也不再是难以克服的问题,从权利保护、数据垄断、不正当竞争和成本效益的视角来看,我国具备可携带权的本土化条件。同时,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可携带权还面临着不少障碍,需要聚焦于权利本身,厘清权利的界限,也必须完善外部的各项机制和配套措施,从不同维度共同发力。

论算法个性化推荐的规制——基于法学和传播学双重视角

算法个性化推荐对互联网发展和社会便利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引发了算法权力在商业领域的无序扩张。算法个性化推荐的规制应从情景脉络完整性理论入手,对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和关联规则推荐3种方式实施不同程度的规制,并在算法解释层面对规制的客体要件进行认定,同时从法律、市场、代码3个方面实现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