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墓志研究述评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陆续出土了11方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不少学者利用墓志从吐谷浑史和唐吐关系方面入手进行了研究。由于志文的残缺以及其内容和史传记载相矛盾,学界对其研究成果不尽一致,有些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研究札记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利用敦煌文献和墓志等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吐谷浑史的研究。随着墓志的出土和对传世文献的梳理,琼山县主、慕容万、慕容仪等人物材料浮出水面。这些人物和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关系密切,为研究其王室世系和唐吐和亲方面提供了新的材料。

唐宋时期沙州城坊考

本文考释了唐宋时期沙州的坊的情况,并对其坊名、巷院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武威出土的唐代翟舍集夫妇墓志释证

1997年,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方唐代翟舍集夫妇墓志。据考证,该墓志不仅反映了凉州粟特人翟氏与安氏联姻等内容,而且涉及了翟舍集子孙被不断征发为府兵卫士,参与唐王朝在河西等地战争的史事。这些记录说明翟氏一家在凉州颇有影响,并已入籍授田,成为唐政府下编户。翟舍集家族是大部分普通入华粟特胡人的一个缩影。

唐代吐谷浑质子考——以唐代吐谷浑王室慕容氏墓志为中心

在唐朝和吐谷浑关系中,质子入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西北地区十一方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陆续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吐谷浑王室成员入质唐朝的珍贵史料。通过对这些侍子的梳理,可以得知:随着唐朝和吐谷浑关系的变化,质子的地位和作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唐五代丝绸之路上的瑟瑟与水精

本文探讨了在唐五代时期瑟瑟与水精的产地及其名称和种类,认为此类宝物大多来自古丝路。

дx02822号文书再探

俄藏дx02822号文书和S.610《杂集时要用字》等文书在内容和形式上极为类似,并且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亦定名为《西夏〈杂集时要用字〉》;由于文书出现了西夏时期特有的官制和地理名称,可确定为西夏晚期的抄本。这类杂字,不仅是童蒙书,也可作为成年人识字的教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实物材料。

唐前期吐谷浑归朝事迹考述

吐谷浑是中国古代西北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自663年被吐蕃所灭后,吐谷浑部众迁出青海,陆续归唐。唐前期归朝的吐谷浑部落主要有以诺曷钵为首的慕容部、耽尔乙句贵部、随吐蕃赞婆和论弓仁及慕容道奴归朝的吐谷浑部。吐谷浑族归朝,促进了唐代河陇地区的民族融合。

隋炀帝西巡与“龙种”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巡狩河西,这次西巡征服了吐谷浑,畅通了丝绸之路,达到了他的目的。在隋炀帝返程所走的路线问题上,我们认为隋炀帝是经大斗拔谷原路返回的。隋炀帝舍近求远最主要的原因是亲赴青海湖求得"龙种","龙种"实则为良马。获得龙种不仅可满足隋炀帝私欲,而且能提高隋军的军事战斗力,帮助实现其征服四夷的大业。但是,由于大斗拔谷的事件的发生,影响到了求"龙种"活动。

瀚海都督伏帝难考论——回纥琼墓志再探

自1987年回纥琼墓志出土后,学者对其进行释录并得出了回纥琼为回纥王族的结论。可是其志文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未被揭示。考证可知,志文中的回纥琼就是传世文献中的伏帝难,他和承宗是叔伯兄弟。另外,回纥琼参与了公元729年唐对吐蕃的石堡城之战和唐收复两京的战事,最后未受到唐朝封赏,病死于长安。

中国早期敦煌学与晚清民国学术

在中西学交流激荡中,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近代.这种变化左右了中国早期敦煌学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还是学术眼界都发生了改变.其研究历程在这个大背景中也变得清晰和富有层次。

隋朝成公蒙夫妇墓志释证

“成公”为一罕见复姓,隋朝成公蒙夫妇墓志铭表明,凉州的成公氏家族源自于今河南东北滑县,其先祖可能为三国时期金城郡的成公英和南凉的成公绪,其家族出现过成公绥、成公兴、成公智琼等名人。凉州的成公氏都有尚武之习,并且成公蒙笃信佛教,与崇尚道教的中原成公氏家族截然不同。凉州成公氏和中原成公氏本为同源,但呈现出不同的家族文化特征。

传说·象征·崇拜——鲁班与唐宋时期敦煌的工匠

唐代张骜《朝野佥载》记载鲁班为敦煌人,这种说法是由所谓的"箭垛效应"造成的,这里的鲁班其实指代了敦煌工匠这个群体,是对他们高超技艺水平的一种认可。敦煌文献中的《上梁文》和造窟功德文都表达了工匠渴望得到鲁班先师庇护的意愿。

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吐谷浑史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陆续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吐谷浑史。纵观近百年研究,使我们对吐谷浑灭国后,生活在西域东部和河西西部,以及留在青海故地的吐谷浑人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填补了传世文献的疏漏,有力地推动了吐谷浑史的研究。

敦煌文献流散与晚清民国学风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虽已东渐,但书斋式的治学方式仍然延续,士大夫们沉浸于以经学为主的经史典籍里,学术视野受到一定限制,造成敦煌文物流散。而且,他们聚古雅玩,对敦煌文献的相互转赠,也加剧了其流散的复杂程度。

唐五代庶民的启蒙教育——以敦煌出土的“杂字”为中心

敦煌出土的唐五代"杂字"是为适应当时社会需要、而在民间流行的一类非正式识字课本。从唐代一直到明清,皆有其踪迹。唐五代"杂字"既区别于明清杂字,又不同于《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同时代的识字课本。杂字不仅是儿童和成年人识字的教材,也是学习和查考时的资料。

唐宋时期敦煌赛神风俗考略

本文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唐宋时期民众的种种赛神活动、赛神仪式加以考释,并论及了归义军政府和佛教寺院 对赛神活动的支持。

祖居之地与华夏认同——以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墓志为中心

祖居地是唐代墓志铭书写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考察个人、家族、群体历史文化认同提供了绝佳的材料。作为集体记忆,祖居地起到了凝聚家族的作用,它在地理空间上主要有两种表现:籍贯和归葬地。目前已出土的16方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墓志集中反映了其祖居地的变化,如吐谷浑慕容氏内附唐王朝后,籍贯经历了从阴山、昌黎到长安的变迁;他们的归葬地也从凉州变为长安。二者从分离到最终统一,不仅反映了吐谷浑慕容氏家族活动重心从边疆转移到内地,更体现了族群从民族认同到华夏认同的变化。对此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层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唐代慕容曦轮墓志考释

随着吐谷浑王族成员墓志的不断出土,唐代吐谷浑王室世系研究也趋于深入。新出唐代慕容曦轮墓志又为上述问题研究提供了新史料。该墓志的出现,填补了吐谷浑王统世系的空白,明确了慕容曦轮与慕容曦光、慕容曦皓的关系,补充、纠正了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和谬误。

唐代墓志铭中胡族女性的多元形象与书写

碑志研究逐渐从单一的史料考证转向细腻周全的史学分析,墓志铭不仅丰富了胡族女性的形象,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唐代夷夏观念。较之于传世文献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呈现,墓志铭刻画了更为多元的胡族女性形象,这种表达背后有着特殊的生成机制和社会意识:一方面志文模式出现程式化,内容是在两性视角下对理想女性形象的表达和建构;另一方面志文的个性书写是对传统父权制结构的补充与挑战,是女性现实形象的写照。无论是墓志铭中表现的女性形象,还是文本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其所体现的夷夏观念非常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