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中的模式数字“三”辨析——基于《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

《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的祭祀神辞及相关仪轨中,数字"三"表现出特指和泛指两种形式,且数量较多,可称为模式数字。该模式数字源于湘西苗族先民对宇宙空间的认知。分析该模式数字有助于丰富人类思维共性的研究,以及民族思想文化的探讨。

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与生态维护——以禾库村水井的变迁为例

"禾库"村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实行的是家族管理模式,其中族长代表家族行驶管理权。族长来自于民间的推选,因而族长得对民众负责。族长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往往借助传统的"巴岱"信仰来维护村寨的秩序,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该村水井的维护和管理。共和国建立之后,族长的权威旁落,与之相伴随的"巴岱"信仰也随之衰落。新建立的村委会及乡政府职能中没有明确把水井的维护纳入管理的职权范围,于是,围绕水井的生活观念及生活实践慢慢发生变化,其中伴随着禾库村水井的变化,致使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开始遭受破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生态环境的维护得尊重文化的连续性,并在政权转型过程中充分考虑"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才是走出生态困境的良方。

苗族“巴岱”信仰中的道教因子及原因探析

苗族"巴岱"信仰在历史过程中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其信仰神灵系统中,信仰仪式、服饰法器等方面均带上了道教信仰的成分,形成苗族"巴岱"原始宗教信仰中的一个有特色的分支。它的形成有社会根源也有宗教根源,前者在于苗族"巴岱"信仰与道教在信仰目的的功利性、神灵体系的多元兼容性、活动方式的灵活机动性方面存在相似,故能兼容藕合,后者在于统治阶级的"神道设教"使得各类宗教都可以在同一个宗教实体中寻求自己发展的机会。

原生性宗教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腊尔山苗族“巴岱”宗教信仰为例

原生性宗教血缘和地缘小群体性的本质特点一般不会对外部环境构成重大冲击。然而,这却构成历来国家对其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加上汉民族"严华夷之分"观念的影响,致使国家长期以来在治理层面上对其疏于管理。认识原始宗教的特点及演变过程中所影藏的危害地方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性,调整管理办法与条例,对减少民族地区的公共危害性,为国家安全提供预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母猪的配种管理

在猪场的生产管理中,母猪的管理处于基础位置,而母猪的配种管理是重中之重,它是评价一个猪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在生产实践中,根据母猪的生理特性,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

国家在场与湘西苗族椎牛仪式的变迁

历史上,湘西苗族椎牛仪式在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排他性。清中叶后,国家在场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宗教仪式的发展变迁。首先,国家的强力调控限制了仪式的规模,改变了仪式的部分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以推广科举考试和其他宗教文化的方式加强民族文化交流,改变了仪式的某些内容与功能。

苗族巴岱信仰中的道教文化因子初探——以腊尔山台地“巴岱扎”宗教活动为例

湘西腊尔山台地苗族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到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都融进了道教文化因子,不论是住房中的神坛布置,还是宗教从业人员的服饰、法器、手诀,以及宗教活动中法坛的布局都体现了道教的教义教理。

“巴岱”信仰神龛设置的文化内涵及其变迁考察——以腊尔山苗族为例

"固守"与"调适"是腊尔山苗族"巴岱"信仰神龛设置及其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两个样态。一方面通过神龛的设置严格恪守古老的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传统,使"苗族"区别于"他族",并确证苗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区分,使苗姓的实际存在不受汉姓的干扰,并确保这种区分不被遗忘;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信仰内部固有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神龛的设置发生了适度的"调适",出现了"有限度"的回应。

丝绸之路河南道多元宗教文化传播研究

丝绸之路河南道是吐谷浑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历史上佛教在吐谷浑社会的传播,郭里木棺板画所见原始宗教和道教影响,都折射反映丝绸之路河南道宗教文化交流的兴盛。丝绸之路河南道在吐谷浑时期畅通无阻,以致吐谷浑立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多元宗教并存的格局。吐谷浑宗教受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影响,儒释道三教与原始宗教信仰并存于吐谷浑社会,这是丝绸之路河南道宗教文化传播的结果。

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政育人工作的困境与对策——以成都体育学院为例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高校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平台,也对学校做好育人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从高校做好网络思政育人工作的时代价值出发,以成都体育学院为例,详细分析了新时代高校做好网络思政育人工作存在的现实困境,从顶层设计、思想引领、构筑阵地、壮大力量及健全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做好网络思政育人工作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