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东千佛洞第2窟涅槃经变与西夏生死观

东千佛洞第2窟所呈现的涅槃经变,深刻反映出西夏时期对于生死观的独特理解。经过对窟内涅槃图像的剖析,发现窟主在创作过程中,特意选用了火焰纹以及孔雀、猴子等几种动物图像元素,体现出在密教影响下的涅槃思想。将“清信士”的图像融入涅槃经变的空间布局之中,并与窟内的现世救渡思想相互呼应,进一步展现出这一时期西夏信众往生净土的生死观念。东千佛洞第2窟的涅槃经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艺术遗产,更是揭示西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的重要图像反映。

仪式与背景:基于莫高窟第148窟药师经变的视角观察

莫高窟第148窟药师经变有多重图像层次和图像逻辑。运用“超细读”的研究方法,可知莫高窟第148窟药师经变中出现一铺刻有密教咒语的石经幢,是药师经变密教化的体现。经变中出现的斋僧、灯轮、竖幡等图像是对药师仪式的反映,这和不空高足元皎建立的药师道场有关,芭蕉树更是对元皎药师道场中出现“瑞李繁滋”等祥瑞的表达。莫高窟第148窟药师经变为了解盛唐时期敦煌地区的药师道场及药师法会提供了图像参考,同时也是对唐蕃战争背景的一个侧面反映。

莫高窟第332窟营建的政治隐喻——基于武周政治视角的观察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驳回武三思等人的立太子请求,在狄仁杰等朝臣的坚持下准备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有建窟传统的敦煌李氏以第332窟的修葺完工来庆贺此事,并且举行礼忏祈福等佛事活动。《圣历碑》中对李氏郡望的两次书写也是对政权将重回李唐的政治隐喻,第332窟对于敦煌李氏家族和李唐王朝来说具有“纪念碑”性的意义。

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研究的无限可能--《敦煌西夏石窟艺术新论》介评

《敦煌西夏石窟艺术新论》以佛教造像为主体,对莫高窟、榆林窟、五个庙等石窟寺的西夏佛教美术进行研究,认为在“神系重构”的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显示出“传统与新样交织”“淡化佛教宣传和造像功德观念”“重视实践”“重汉传轻藏传”的特征。本书对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史的重构,展现出西夏石窟造像的多重特点。

古代龟兹地区顶灯舞研究——以龟兹石窟“顶灯图像”为中心

古龟兹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最盛之时“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新疆后得到迅速发展。龟兹作为丝路要道上的重镇成为西承印度、犍陀罗,东启新疆以东地区的佛教发展的重要纽带。

莫高窟第332窟造像思想探究——基于“三世佛+涅槃经变”组合的视角观察

莫高窟第332窟是敦煌李氏家族开凿的“原创性”洞窟,窟中涅槃经变和前室中心塔柱前的三世佛造像,可能是受到了龟兹石窟佛教造像的影响,原因或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有关。“三世佛+涅槃经变”的造像组合,一方面显示出敦煌李氏家族在开凿洞窟上的引领潮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武则天称帝的歌颂。

莫高窟第323窟设计意涵探析:基于佛教菩萨戒仪式的视角观察

莫高窟第323窟是唐代的“原创性”洞窟,其壁画内容可反映出佛教授菩萨戒的基本仪式,主要有设置坛场、请师、问遮忏悔、宣说戒律。莫高窟第323窟东壁门上的慈氏菩萨为教授师;无量寿佛为得戒和尚;窟顶四披及南、北、东上部的千佛为证戒师;南北壁下方十四身等身菩萨为同学伴侣。东壁门两侧的戒律画则是为了宣说戒律、起警示作用。

隋文帝涅槃思想探析——以仁寿年间颁送舍利事件为中心

仁寿年间,隋文帝三次大规模地进行建灵塔颁送舍利活动,颁送舍利的高僧中习学涅槃经典者较多,这是隋文帝浓厚涅槃思想的反映。在涅槃思想的影响下,隋文帝通过在石室留邈真像、造须弥山型中心塔柱窟等方式来表现自己法身不灭的意涵。结合其颁送的舍利诏书,他还希望在“来世”之后继续做“转轮王”“乃至成佛”。

敦煌与长安的群体影像——从莫高窟第390窟供养人看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

莫高窟第390窟开凿于隋朝,四壁下部供养人可能是对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反映。南北两壁的男女两列供养人手捧供器,在琵琶、箜篌、排箫、横笛等梵呗声中迎接舍利,和文献中记载的佛事仪轨相符合。通过第390窟的南北两壁的男女供养人壁画,我们可以在图像方面为了解仁寿年间长安地区的建灵塔等佛教活动的盛况,这是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在敦煌和长安地区的群体影像,为我们提供了一铺生动的形象史料。

群体影像:莫高窟第390窟供养人图像研究

莫高窟第390窟四壁下部供养人可能是对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反映。笔者通过对第390窟隋代供养人图像的分析,认为窟内四壁的供养人图像志特征与文献中所载的隋文帝颁送舍利仪轨活动相符合,并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指出第390窟的四壁供养人造像可以了解隋仁寿年间长安与敦煌地区颁送舍利、建灵塔等佛教活动的盛况。这是颁送舍利活动在敦煌和长安地区的群体影像,是一铺生动的形象史料,反映出长安和敦煌之间的密切交流,得益于隋朝二帝对西域的经营。

集体记忆与秩序建构——归义军时期丧葬写本的社会学视角观察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丧葬是对归义军政权与基层社会互动的体现。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一时期的敦煌作为“边地”,丧葬活动的举行促进了民众在实现情感上的认同,是消除吐蕃统治影响的有力手段之一,也是观察和理解敦煌区域社会文化共同体与地域认同的窗口。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整合了沙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地域观念,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归义军政权的统治。

莫高窟第148窟开窟背景的“长时段”观察——以《大历碑》为中心

第148窟开凿于盛唐末期,属于敦煌李氏家族的“原创性”洞窟。按照“长时段”理论,应该将其开凿背景放置在整个8世纪来观察。在此视野下,第148窟是在吐蕃与周边政权的战争、李氏家族对密教的信仰、李氏的开窟传统以及节度使周鼎的支持等多重背景下所开凿的。吐蕃围攻敦煌是第148窟开凿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其开凿背景具有多重性。

净土选择与现世救渡——莫高窟第172窟营建理念探析

莫高窟第172窟开凿于盛唐时期,按照樊锦诗、刘玉权等学者的研究,属于盛唐第四期,其上限早不过天宝元年(742),下限当晚不过沙州陷蕃的建中二年(781)。^(①)这一时期,唐代佛教处于发展的繁荣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发展“成熟”,通壁宏幅的观无量寿经变出现在莫高窟洞窟之中,第172窟便是其中的代表性洞窟。第172窟因其“原创性”受到学界关注,杨明芬从净土礼忏的角度出发,认为第172窟属于净土礼忏的道场,从窟内空间到图像布局,皆可举行净土礼忏活动。^(②)

北魏邢合姜石棺设计理念研究——兼论佛教对北魏丧葬的影响

邢合姜石椁墓出土于山西大同,因石椁周身四壁画满佛像成为“孤例”。石椁北壁“二佛并坐”图像体现出北魏的法华信仰,石椁南壁“七身坐佛”尊格属性为十方分身诸佛,起到“灭罪”、“增福”的作用。受佛教影响,北魏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葬制有佛教的火葬元素,且有七七斋、百日斋等斋祭活动。

从《佛说咒魅经》看古代敦煌地区巫蛊盛行的原因

《佛说咒魅经》是一部带有中国传统巫蛊元素的佛教伪经。巫蛊在敦煌非常流行,究其原因,大概有四点,首先敦煌地区巫蛊术简单易操作、使用成本低促进了巫蛊的盛行;其次敦煌地区道教的影响;再和佛教密教念咒语的方法有关;最后敦煌地区的巫蛊存在着祈福、消灾的积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驱邪治病,加速其流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