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的公布,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机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要求。设立监察委员会,赋予其宪制上的国家监察权应符合坚持改革、精简高效、人民主权和法治等宪法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分析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及地位、组成架构和主要职权从而论证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

我国应该建立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引入"合宪性审查"概念。我国立法实践中,法律草案的合宪性问题比较突出,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制度有助于增强法律合宪性,实现法制统一和人权保障并达到依宪治国的目标。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制度可以从法规审查备案室启动、专门委员会审查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三个层次进行建立。由于目前以法律委员会为核心的法律草案合宪性控制机制存在局限,因此新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应当注意宪法委员会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确立审查的形式与实质性基准,明确法律草案审议程序与审查制度的衔接等问题。

分步骤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时候,兼顾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所以,较好的实现路径是将宪法监督机构的设置与其职权赋予、扩大相分离。根据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可分为2021年之前、2022年至2049年、2050年之后三个阶段,采取相应完善措施。

从立法听证看人大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立法听证是公民参与立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是立法机关接受人民监督的有益形式,是保障公民监督权的重要方式。我国建立立法听证制度有宪法依据和理论基础。立法听证应坚持公开、公平与效益原则,以实现立法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不断完善与发展的立法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必然趋势。

“辛亥”百年话“共和”

百年间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最常见的观点是推翻帝制成功,构建共和失败。其实,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人们所接受的"共和"观念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中国古代、西方、日本观念与中国近代历史环境四者的交叉融合,使时人对"共和"的理解偏重于民主、革命、政体三重要素,进而影响到制度的构建与发展。辛亥革命前夕,各方对"共和"的争论与表达尤为充分,本文选择了语义分析的视角来探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可的"共和"语义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剖析了语义上的误读对现实制度的影响。

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

居港权系列案件(本文选取吴嘉玲案、陈锦雅案和庄丰源案三个案件为分析材料)透显出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冲突值得深思。法律解释体制的差异、释法方法的不同和释法者主观面向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冲突的解决不仅需要完善相应的基本法规范,使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还需要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从法院的地方化到法院设置的双轨制

我国法院设置的地方化现状 ,加重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和法官公正判案的难度 ,不利于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模式是 :改革现行法院体制 ,实行法院设置双轨制 ,即分别建立中央法院系统和地方法院系统 ,二者实行分权管辖 ,各司其职 ,减少地方性干扰 ;同时 ,无论哪个系统的法官都要确保回避本籍 ,以利于公正执法。

论《国家监察法》的立法原则

《国家监察法》是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具体职能、监察对象、行使职权的程序以及如何与党的机构和其他国家机关衔接等内容的法律规范。《国家监察法》制定的目的在于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机制提供法治保障。依据宪法制定、坚持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集中高效反腐、坚持正当程序、由人大组织与多重监督原则是《国家监察法》制定时应该遵循的立法原则。

国家主席制度流变考

现行宪法,即82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主席制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由"虚位元首制"向"三位一体"实权元首制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对建国初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制和54宪法的回归,更与古今中外政治历史的常识相暗合。在由"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过渡的"宪法时刻",经由历史常识凝聚改革发展的宪法共识,无论在学术思辨还是政治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授权范围不明、受案范围有限,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不明,案件线索少、调查取证困难,涉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确定难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未来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是,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明确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和起诉对象,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来源和调查手段,加强内外机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论我国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属性——以《宪法》第41条为分析基础

我国《宪法》第41条的规范结构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实践表明,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具有监督权和救济权的双重属性。近年来,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逐渐成为重要的权利救济手段,与司法制度的冲突开始浮现。亟待整合权利救济渠道,建立公民审查建议的法院移送机制,以维护法制统一与司法公信力。民主监督属性则是《宪法》赋予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规范属性,不能因法院移送机制改革而削弱。为此应当放宽对建议人的主体资格限制,赋予普通公民为公益起诉并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并在合宪性审查制度中设立听证程序,作为加强民主监督属性的措施。

论司法政策的规范内涵、适用范围和实际功效——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政策为例

司法政策源于我国宪法法律构成的规范性体系,是司法体制运行中政治与法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措施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规范法律适用和司法行为、调整司法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等。随着司法政策功能的拓展,人民法院正在从“克制司法”走向“能动司法”,从关注“校正正义”走向关注“分配正义”,从“司法权地方化”走向“司法权国家化”。基于这一司法政策功能的认知,有必要在司法改革中突出司法政策的制度设计,完善司法政策决策程序,更好地履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职责使命。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的授权

授权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重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授权的研究相对不足。为此,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授权可能具有新的意义。在内容上,从理论、规范、制度和实践等4个层面全面梳理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授权的具体含义,进而指出尊重八二宪法,加强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传播和教育,可能是推动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发展,促进基本法实施的因变之道。

民主政治的常识与共识——论差额选举制度的重大现实意义

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产物,差额选举被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组织普遍接受并应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差额性的竞争以及自由、真实的意思表示凸显了选举制度的本质。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对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实现意义重大,党内实行差额选举的历程就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缩影。回望我国差额选举的艰难历程,再现差额选举立法背后的争议与博弈,探寻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面对现实,拣起常识,形成共识,是国家民主政治改革与创新的前提。

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制度:宪制基础与制度完善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是强化一个中国原则、落实中央监督权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两项制度之中,即中央人民政府任免行政长官和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职、报告特区重大事项。法律层面对任免制度和报告制度的规范阙如是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主要障碍,需要在坚持宪法和基本法的宪制基础、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实现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有机统一、遵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完善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制度。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规范含义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蕴含着丰富的规范解释的空间。"最本质特征"这一论断融合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与宪法第五条政党守法义务、第三十三条人权条款共同构成完整的宪法价值体系,从而赋予该条款以实质正当性,与"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正文中"党的领导"条款形成本质差异。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还完善了我国宪法的政党制度。国家根本制度和党的领导权具有本质同一性,意味着党的内部组织制度同样应受到宪法和法律规范。在党政融合的机构改革背景下,通过对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解释,可以为扩张解释行政诉讼法提供宪法基础,将从事社会管理职能的党内机构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试论我国违宪违法审查建议处理程序及其完善

违宪违法审查建议处理制度从2000年实施以来,效果并不理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违宪违法审查建议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处理程序设计也存在一些缺陷,成为阻碍这项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在目前制度框架下,应当细化完善法律制度的程序性要件,使得这一制度真正以公民"看得见"的方式运作起来。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违宪违法审查建议制度设计进行法理分析,客观描述和评价这项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而找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在维护我国实证法秩序的立场上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完善对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暂停法律适用的合宪性分析

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求必须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协调同步,“始终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1]。在新的改革思路的引领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授权改革试点地区暂时停止适用部分法律规定,使得深化改革对法律规则灵活性的客观要求与法律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为试点改革破除制度性障碍,构成了新时代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新的制度设计。考察授权暂停法律适用的合宪性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主要基于:其一,处理好改革先行试点与法律普遍适用的关系正是实现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2]。

新时代促动共和国修宪

党的十九大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顺应新时代国家根本任务、指导思想等的变化,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决议。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从宪法的功能以及地位出发,讨论新时代下适当修改宪法的必要性和意义,希求追寻一条民主、科学的良宪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