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构建——以白族“绕三灵”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国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有一套评价标准,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看似科学与公正,但事实上文化遗产内涵的发掘、诠释和判断却难以避免受到评价标准与意识形态的影响。2006年云南大理白族"绕三灵"被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绕三灵"的申遗及相关研究显示这一个少数民族的节庆仪式充满了丰富、复杂与多层次的历史文化意义,而文本话语分析更进一步揭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建构的政治性及策略性。目前,"绕三灵"的文化内涵已经和族群认同挂钩,其文化意义也正在被"本质化"与"对立化",然而这样的发展将不利于"绕三灵"的研究。

亚洲香料贸易与印尼马鲁古群岛的社会文化变迁

丁香和肉豆蔻这两种印尼马鲁古群岛特有的香料自公元前后起陆续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说明古代亚洲商人早将丁香和肉豆蔻辗转运输至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市场贩售。分析历史、考古与人类学材料并探讨欧洲殖民前的亚洲香料贸易模式以及贸易模式的改变如何影响马鲁古群岛的社会文化进程。研究结果表明,10世纪是亚洲香料贸易模式的分水岭。随着远洋直接贸易模式的建立,区域内贸易网络的整合以及外来文化和奢侈商品的输入,最终在14至16世纪之间促进了马鲁古群岛的社会复杂化。

亚洲香料贸易与印尼马鲁古群岛的社会文化变迁

丁香和肉豆蔻这两种马鲁古群岛特有的香料自公元前后起陆续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说明古代亚洲商人早将丁香和肉豆蔻辗转运输至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市场贩售。10世纪是亚洲香料贸易模式的分水岭。随着远洋直接贸易模式的建立，区域内贸易网络的整合以及外来文化和奢侈商品的输入，最终在14～16世纪间促进了马鲁古群岛的社会复杂化。

印尼马鲁古群岛二元社会结构与聚落模式研究

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二元社会结构与聚落模式是荷兰结构主义以及欧美文化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重点。然而,本质主义以及忽视历史过程的研究视角使得马鲁古二元社会结构与聚落模式的形成过程没有被妥善地梳理。在综合前人调查的民族志与口述历史之后,认为北方和中央-东南方马鲁古群岛的二元社会结构分别有不同的形成过程与文化含义,北方的二元结构是当地社会复杂化的结果,而中央-东南方的二元结构是移民与土著的冲突所造成的。这两个地区不同的历史过程会导致相异的聚落模式,从北方以及中央-东南方的考古调查分析来看,其结果显示两个地区的聚落模式确实不同,符合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

印尼摩鹿加群岛的陶业民族考古

民族考古学结合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利用操作链的概念试图将静态的考古遗物动态化,并赋予其文化意义。考察印尼摩鹿加群岛传统制陶业,并分析了有关班达群岛的历史文献、民族志及考古出土陶器标本后,研究结果显示公元14世纪后班达群岛陶器类型在空间分布上的二元分化可能是香料贸易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社会冲突与二元分化过程所导致的。

贸易陶瓷器在香料群岛的社会文化意义

民族考古学的类比概念曾经是考古学者"透物见人"的一道曙光,然而文化的复杂性及特殊性使得类比的方法备受质疑。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建立假说,但假说最终需要证据检验,民族考古学最重要的价值是启发研究问题。以贸易陶瓷器为例,从相关文献和民族志可以推断香料群岛输入的外来陶瓷器具有"威望性"的社会文化意义,实用功能至少有储水和盛酒等,但目前的证据还难以验证其他更具体的使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