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将网络公共事件列为特殊的公共危机处理

互联网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在许多网站中，网民们经常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热烈讨论或激烈辩论，并会经常曝光一些“黑幕”和“丑闻”。这导致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经常通过互联网进发出来，网络公共事件频繁发生。网络公共事件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网络公共事件是一种公共危机事件，但是又与现实生活的其他公共危机事件有很大的不同。

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历史演进、国际争议和中国立场

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等特征对传统主权观念构成了严峻挑战,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而产生的网络主权呈现出全新的内涵和特征。不同国家对网络主权的看法与立场并不一致,主要存在理念之争、模式之争、权力之争和规范之争。国际网络安全局势与网络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要求国家之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协商与对话,推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中国在网络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并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并将网络主权视为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的基本原则;倡导以国家为中心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促进全球互联网健康发展;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革新,加强网络安全治理能力;主张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化解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

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化解之道

当前,中国数字民粹主义的力量呈现不断增强之势,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趋势,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数字民粹主义对网络生态的冲击力增强,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环境;对网络舆论的主导性加剧,易于引发突发性网络舆情;对网络话语权的影响力提升,严重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并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情绪对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应当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和数字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有效应对突发性网络舆情,以防止其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充分认识网络话语权的重要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话语权中的地位;培养具有真正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公民,提升网民的政治素质。

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信息时代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以非直接接触的、非暴力手段为主的非传统军事对抗形式在现代战争中运用越来越多。由此,现代战争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混合战争特点,战争不再仅仅局限于实体战场中以军事手段展开的对抗与冲突,在实体战场之外出现了许多与实体战场同时展开的非传统军事对抗与冲突,对战争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这种综合运用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的混合战争新形态中,网络舆论战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网络舆论战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信息等多个战场空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混合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战结合了传统的心理战和现代的信息战,是混合战争中使用非传统军事手段的典型表现形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空间的虚拟性、攻击主体的匿名性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网络舆论战通过控制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使用网络情报战等手段,力图重塑意识形态、操纵战场信息、左右民意归属,极为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进程。当前,充分把握网络舆论战的特征和影响已经成为深刻认识混合战争的重要问题。

多中心协同治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以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社区治理经验为例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是将多中心理论与协同学统合起来运用到治理领域中提炼出的一种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案。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在社区治理中注重发挥党和政府的引领、指导和协调作用,重视业主委员会的自治作用,调动公民个人特别是小区中的优秀人士的带头作用,形成了党、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推进的协同效应,使社区治理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治理经验具有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特征,并表现出一定的典型性。同时,当地特别注重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使业主委员会成为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落地点,这样,这一治理经验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可以说,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操作性方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中国网络社团兴起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网络用户的增长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网络社团大量兴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社团的兴起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有利于公民社会行为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网络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革: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当前,网络社会治理与中国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关系日益密切,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所需关注的重要议题。网络社会中存在许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网络舆论中存在对立和不满情绪,网络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网络社会领域出现了诸多危及公民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问题。为此,中国的网络社会应逐步建立多元互动、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网络社会治理手段,积极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有效推动网络社会治理的国际合作,从而不断提高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

欧洲的社会排斥理论与反社会排斥实践

社会排斥理论是欧洲学者对贫困问题研究的一次重要研究范式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理论开始兴起和发展,逐步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研究与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实践在欧洲表现出很强的互动性,欧洲共同体(包括后来的欧洲联盟)和欧洲各国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和化解社会排斥问题,以便促进社会融合,防止社会分裂和动荡。

中国网络民主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

随着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网络多数暴政现象屡屡出现,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背离了民主的价值取向。网络空间中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现阶段中国网民的非理性和不成熟,以及数字鸿沟的存在,是中国网络多数暴政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减少和避免中国网络多数暴政的产生,应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引导网民理性看待网络舆论;正确认识网络民主,适时消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缩小数字鸿沟,并保障反论权的实现;建立健全网络法制,增强网民法律意识。

政治效能感: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进展

政治效能感是研究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重要指标,在政治科学研究的议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理论上,对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与内涵、主要影响、形成因素等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探讨;同时,对政治效能感的实证研究方法也进行了不断改进和完善,并在许多国家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比较可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掌握关于政治效能感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并把相关成果运用到中国相关政治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对于拓展中国政治科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政治发展是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领域里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政治发展的总方向和总原则,是制定政治发展阶段性目标和选择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政治民主、政治廉洁、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

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逻辑——基于过程分析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网络公共事件发生频率很高,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需要及时处理和认真应对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公共事件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突然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其演变过程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与其他类型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变逻辑有很大差异。这是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异常棘手和困难的重要原因。运用过程分析方法,可以将中国网络公共事件分为引发、展开、变化和消退这四个阶段,以便探讨其演变轨迹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高处置网络公共事件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互联网一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网络政治随之获得了迅速发展。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从目前情况看,网络政治参与、网络结社、网络政务和网络政治社会化等形式都对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产生着深刻而显著的影响。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和现代公民文化转变,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

从限权到平权：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口流入所在地政府没有给予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而是试图通过限制流动人口的权利,以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和降低城市公共服务成本的目的。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对流动人口进行权利限制转向给予流动人口平等权利。可以说,中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正处于从限权到平权的演变过程之中。这具体表现在,户籍政策从严控户口转向松动户口,就业政策从就业歧视转向就业公平,公共服务由公共服务排斥转向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中国网络社会治理与国家政治安全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正在兴起。由于在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社会舆论、政治生态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政治安全也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呈现出许多新变化与新特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看,加强中国网络社会治理非常重要。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分析——基于五省市的实地调查

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和对政治体系就其要求作出回应的心理认知。2012年10月-2013年1月,本课题组在北京、广东、浙江、湖北、重庆等地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问题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展开了实地调查。调查表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比较低的状况并没有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而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无论是内在效能感,还是外在效能感,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都没有明显提高,两代农民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并且,农民工政治效能感低这种心理认知在政治生活中也有明显的外在表现,诸如:对政治问题不关心、不感兴趣,对政治参与不主动、不热情,对政府机构缺乏信任,等等。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重要——回归治理的本义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源于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提炼和升华,它将治理理论所蕴含的对治理主体及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要求具体化,使治理理论能够更明确清晰地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因而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尽管治理理论起始于西方,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协同学也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但是中国可借鉴西方有关治理的理论模式,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模式。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此后多次进行了强调和深化;并且,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作用,并十分注重发挥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实现治理效果的最优化。当前,采用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作用,利用各方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从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有效治理。

中国决策机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决策机制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借鉴了苏联模式,举全国之力,重点在科技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进一些重要工程和项目,从而迅速增强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和国家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