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褚遂良的楷书在唐代书法中的过渡作用

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的褚遂良 ,其楷书远学王羲之 ,近学欧阳询、虞世南 ,融南北书风于一体 ,是唐代承前启后的人物。在褚遂良以前 ,楷书的运笔多用“一拓直下”的方式 ,而褚遂良则改“锋甚毕露”为逆入藏出。其前后变化关系通过褚遂良的承启得到了体现 ,从而影响到颜真卿、柳公权等人 ,为唐朝楷书的完全成熟 。

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东吴首先传入武昌

(一) 在研讨武昌在吴晋时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问题时,必须首先看看武昌的历史地望。东汉末年,群雄纷争,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形成,而孙权独据长江中下游这片富饶的土地。武昌在这一地区则处于左控肥庐,右连襄汉,捍御上游,西藩建康的战略要地。 武昌,早在商周时代就称为鄂,西周夷王时,楚熊渠甚得江汉间的民和,乃兴兵伐庸及扬粤至于鄂,立其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至秦汉时,这里称为鄂县。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南阳樊伷为武昌郡从事,诱导诸夷叛吴属蜀,吴王孙权为了控制荆州局势,即遣将平武昌,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因县之南有武昌山,欲“以武而昌”,故改名武昌。并移郡治于此,下辖武昌,下雉(今阳新县辖地),浔阳、柴桑(均为今江西九江辖地)、阳新、沙羡(今武汉市武昌)等六县。同年8月。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

论鄂城东吴孙将军墓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之墓主人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鄂城东吴孙将军墓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揭示了两墓的相互关系及墓主人身份。

鄂城花样工会成立史实考辨

花样剪纸工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的鄂城花样剪纸的同业工会组织是目前我国历史上罕见的民间社团组织,关于该组织成立的具体时间问题,因此前所见文章资料叙说的重重矛盾而变得使人难以信服。该文通过新发现的花样工会原始材料,对鄂城花样工会成立的时间进行了推断,对其发展的脉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驻足鄂州的古代书法名家

湖北省鄂州市(即古武昌)历史悠久,从三国至清代,共有二十余位书法家驻足于此。该文通过对来鄂州的古代书法家及其活动情况的梳理,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鄂州历史上的书法艺术成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鄂州市三国文物资源情况及保护与利用思路

鄂州市古称武昌,是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素以“吴王故都”而名扬天下,境内有闻名国内外的三国“吴王城遗址”“庾亮楼”等省级三国六朝文物保护单位,有西山三国人文景区,有市博物馆馆藏三国六朝时期的文物数千件（其中不乏国家一至三级文物珍品数百件;汉三国六朝铜镜与六朝青瓷构成鄂州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特色）,有孙权、孙皓等有影响的三国帝王建（迁）都于此,有三国佛教名士支谦译经传教于此.

张裕钊《黄孺人墓志铭》两拓本之关系及相关史实探讨

张裕钊为其妻黄孺人书写的墓志铭 ,留存于世的志铭拓片 ,一为日本东京善邻书院收藏 (“前拓”) ,一为中国湖北鄂州市博物馆收藏 (“后拓”及志石 )。该文经考据认为 ,“前拓”是张于其妻逝世后的光绪元年至七年间撰书 ,为宫岛咏士带回日本。“后拓”

“透光镜”问题的新发现

本文介绍的“透光镜”的透光现象的新实验，为研究“透光镜”的透光原理提供了新的启示。

吴都 将军门楼

门楼,又称"坞堡"。始于汉三国六朝时期,它是一种专为死者陪葬而制作的明器,以现实世界里的实物为原型,按比例缩小而成,是死者在另一世界继续享受生前待遇的一个缩影。

论鄂城出土的“佛像镜”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然而,对于"佛像镜"却未过多地加以注意,只是王仲殊先生在其论著中论述过"佛像镜"有关问题。本人近年来接触了部分"佛像镜",在此,通过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出土的"佛像镜"这个侧面,试图论述一下这种镜子及与其相关的"佛教"和"产地"问题。

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

鄂钢饮料厂一号墓(简称鄂饮M1),位于鄂州市区西山南麓,东距吴王城址约2000米,西约200米为鄂城钢铁厂办公大楼,南邻武昌大道与樊湖相望(图一)。该墓是1991年7月鄂钢饮料厂扩建厂房时发现的。同年7月至10月,鄂州市博物馆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参加发掘的有刘凌云、熊亚云、江立宗、徐国胜、冯务建、徐劲松、郭明、叶剑清、熊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