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信息匹配优化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人力资本集聚效应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且该效果存在偏向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并未发挥调节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在金融科技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不过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滞后性。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基于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被传统金融服务体系排斥在外的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强调的是小额、便捷、低成本,其贷款额度一般较小,较大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与数字普惠金融并不相关,也即数字普惠金融并不能如已有文献所证明的那样直接通过融资机制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基于此,本文建立“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新理论框架,延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重新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了正向影响,但不是通过直接的融资机制,而是通过增加居民消费的机制,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中小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人才政策支持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来自高层次人才补助的经验证据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创新发展,而绿色创新的核心资源则是人才。为考察政府的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从内外部资源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其次,通过知识宽度法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利用2007—2020年834家重污染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才政策支持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才政策支持对大企业、高技术人员结构企业、高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内外部环境来看,人才政策支持具有资源嫁接的信号功能,并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增加外部融资两条路径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论可为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缓解“专利泡沫”提供有益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是否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8—2018年中国城市与上市公司匹配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微观企业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人力资本扩张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企业、成长期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企业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需要推动试点城市持续扩容,为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强化制度保障;对不同性质、生命周期以及专利密集度的企业实施差异化政策;配套出台人才引进、研发补贴等惠企措施,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设。

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来自环保问责制的新证据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2-2007年数据,以环保问责制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环保问责制显著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技术引进(设备更新)是环保问责制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制;环保问责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等级和区域差异。鉴于此,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环保领域的问责制度,针对不同隶属等级、不同区域的国有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同时,国有企业应建立以技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长效机制。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4—2018年中国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推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作用机制来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进一步通过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池效应最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拓展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区位、规模和等级差异。鉴于此,可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建设范围,对于不同区域、规模和等级的城市实施差异化政策,多措并举激励城市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全面推进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主的数字化经济建设是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步骤。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效促进经济流通;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积累人力资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经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充分识别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推进“宽带中国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实施。

金融化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当前着力逆转“脱实入虚”趋势的大背景下,探讨金融化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金融化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制造业企业趋向金融化会降低其长期绩效,且会因企业生命周期和内部控制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加剧效应和主营业务收缩效应是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导致其长期绩效下降的两条路径。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影响其长期绩效的内在逻辑,为保证企业适度金融化与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新《环保法》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基于内部创新与外部竞争的双重视角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新《环保法》实施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通过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与企业外部的市场竞争缓解效应共同促进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对东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以及国有重污染企业均有显著的政策效应,但并未体现在中部地区、非高技术产业以及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因此,“双碳”目标下可适度提升环境规制水平,多措并举推动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