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由弗格森枪击案谈起

美国大陪审团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35年的北美殖民地时期。当时,大陪审团在刑事诉讼和地方公共事务方面享有广泛权力,被称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在北美殖民逐步迈入革命的过程中,大陪审团的权力达到巅峰,成为限制英国王权的重要工具。美国建国之后,大陪审团制度被写入联邦宪法,成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证明,作为美国民众参与司法的重要方式,大陪审团仍然是限制检察官公诉权、挑战政府强权和抵抗汹涌民意绑架司法的重要制度设计。

分离与互动:家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之完善

在'大民法'观念的影响下,家事案件适用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无法满足家事纠纷及其化解程序的特殊性要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家事纠纷联调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工作。但是,由于在实践中社会资源协同配合不足,而且法官承受着调解率和办案任务的双重压力,难免出现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的一体现象,导致法院调解面临'合意贫困化'、'调解强制化'的实践困境。本文将比较分析日本、澳大利亚家事纠纷化解制度,总结家事纠纷调解机制的本土经验,整合互补资源,'有限地分离'法院调解和诉讼程序,以完善家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背景下检察委员会制度立法完善之思考

在即将修改的《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对检察委员会制度进行相应修改,以立法的力量推动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本文分析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立法不足和司法化改革面临的问题,探讨检察委员会制度立法完善,以期为《检察院组织法》相关条文的修改提供有益参考。

两岸内幕人交易禁止期间之检视

为维护市场公平,国家需要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在特定期间内的交易行为予以禁止。对比中国台湾地区的'实际知悉'标准,大陆地区以内幕信息形成的时点作为'内幕人交易禁止期间'的起始点,或致无辜的内幕人遭到事后追责,进而对其交易行为产生影响。台湾地区终结点的确定采取的事先类型化操作,若以'市场消化说'为基础视之,则存在法律继受下'效果与目的错位'的情形。相较之下,大陆地区采取'形式公开说'确定终结点的设计,符合现阶段保障形式公平的需要,相关制度设计也与经济社会发展之现实相协调。

试论新刑诉法语境下贿赂案件共同被告人供述证据的补强规则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三条在原有口供补强规则之上,不仅增设了印证证明模式,还为补强规则明确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补强标准。本文对该条文在共同被告人供述补强规则的适用进行探讨,并进而对贿赂案件的被告人供述证据补强提出建议,以求对运用证据规则准确定罪、避免冤假错案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