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F10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表达及与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究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锌指蛋白转录因子10(KLF10)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5年1月—2017年1月我院收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126例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在我院健康体检的健康者120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受试者血清KLF10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技术检测受试者血清miR-21表达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进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KLF10、miR-21水平的相关性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血清KLF10、miR-21水平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预后的关系;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影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观察组血清KLF10水平低于对照组,血清miR-21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观察组血清KLF10、miR-21水平呈负相关(r=-0.447,P<0.05);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KLF10、miR-21水平与患者性别、年龄、免疫球蛋白分型无关(P>0.05),与患者DS分期、是否重度贫血、ECOG评分以及骨髓浆细胞比例有关(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表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KLF10低表达组生存率低于高表达组(χ^(2)=9.651,P=0.032);血清miR-21高表达组生存率低于低表达组(χ^(2)=12.056,P=0.0024);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血清KLF10低表达、血清miR-21高表达、DS分期Ⅲ期、重度贫血、ECOG评分>3分和骨髓浆细胞比例>30%是影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发生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KLF10表达下调,其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是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发生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

不同剂量丙硫氧嘧啶治疗妊娠合并甲亢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究不同剂量丙硫氧嘧啶治疗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的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9月—2023年3月瑞金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妊娠合并甲亢患者70例,随机分为低剂量组(起始予以丙硫氧嘧啶50 mg/次,3次/d)和高剂量组(起始予以丙硫氧嘧啶100 mg/次,3次/d),两组均治疗2个月。评价两组治疗效果及用药安全性,对比两组治疗前后凝血功能、肝功能及甲状腺功能,并统计妊娠不良结局情况。结果:治疗后,高剂量组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TT)均较低剂量组长,纤维蛋白原(FIB)及D-二聚体(D-D)均较低剂量组低(P<0.05)。治疗后,两组γ-谷氨酰转移酶(GGT)、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及碱性磷酸酶(ALP)均较治疗前升高,但低剂量组上述指标水平均低于高剂量组(P<0.05)。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治疗后的游离甲状腺素(FT_(4))、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_(3))及总甲状腺激素(TT_(4))均降低,高剂量组均低于低剂量组,促甲状腺激素(TSH)均升高,高剂量组高于低剂量组(P<0.05)。两组总有效率、妊娠结局、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不同剂量丙硫氧嘧啶治疗妊娠合并甲亢的临床效果相当,高剂量丙硫氧嘧啶可改善患者高凝状态,低剂量丙硫氧嘧啶则能有效减少药物对患者肝功能造成的损害。

熊去氧胆酸治疗对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及不良妊娠结局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熊去氧胆酸治疗对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瑞金市人民医院妇产科2019年4月—2022年4月收治的ICP患者66例为研究对象,通过病历号数字表抽签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n=33)和对照组(n=33)。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熊去氧胆酸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谷丙转氨酶(ALT)、总胆汁酸(TBA)和谷草转氨酶(AST)];对比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临床治疗效果和不良妊娠结局等相关指标;对比不良妊娠结局和正常妊娠结局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ICP患者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治疗后的ALT、TBA、AST、瘙痒评分均明显降低,且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ALT、TBA、AST和瘙痒评分均明显更低(P<0.05);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黄疸消退时间明显更早(P<0.05);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为78.79%(26/33),低于观察组的96.97%(32/33)(P<0.05);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孕周明显更长,出生后5 min新生儿Apgar评分、产后出血量、剖宫产率、围生儿死亡率、胎儿窘迫率和羊水粪染率均明显更低(P<0.05)。不良妊娠结局患者ICP发病时间≤34周、总胆汁酸>40μmol/L、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治疗占比均高于正常妊娠结局患者(P<0.05);ICP发病时间≤34周、入院时总胆汁酸水平>40μmol/L、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治疗均是ICP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熊去氧胆酸治疗ICP的临床效果较好,能够明显改善肝功能和临床症状,同时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ICP发病时间、总胆汁酸水平、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治疗是ICP患者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

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

将政策转移视为一个转移和非转移二元变量的研究无法深入到政策转移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江苏省12个地级市"河长制"政策转移案例(2006—2016)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策转移案例中"复制"和"再生产"两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了资源禀赋、行政压力、政策需求、外部力量四大类因素对"河长制"转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变量的组合并非一元,呈现多元化格局。通过QCA软件的数据梳理排序得出覆盖率最高的四种组合,在此基础上概化出政策转移中政策"再生产"的三种模式:资源主导型政策再生产,行政压力、资源、社会力量复合驱动型政策再生产,政府和智库合作型政策再生产。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政策转移与情境嵌入:一个政策转移有效性的分析框架

当前的政策转移研究大多将政策转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而把政策转移视为影响政策结果的自变量的研究十分缺乏。政策转移是一个转移政策嵌入移入地情境的过程,其效果受到移入地情境特质的影响。作为嵌入客体的情境存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上的区别。基于嵌入效应受到嵌入主体、嵌入主客体关系影响的逻辑,构建出"政策再生产程度—情境适配度"的政策转移有效性分析框架,把政策转移划分为象征型政策转移、启发型政策转移、冲突型政策转移、融合型政策转移四种类型。通过对不同类型政策转移效果的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形成政策转移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逻辑解释,为前瞻性的开展政策转移奠定基础。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全球化时代政策转移有效性评估研究——前瞻性评估的视角

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政策转移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然而政策转移存在低效、无效甚至带来灾难的可能性,政策转移的有效性评估亟须纳入当前学术的研究视野。在全球化时代政策转移的语境中,需要深刻认识回顾性政策评估的局限,重新审视前瞻性评估的功能和地位。前瞻性评估的主体涵盖转移政策信息生产者、促进者、接受者、利益相关方等,多元主体互动形成网络格局;前瞻性评估的客体是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与情境的适用性匹配程度;过程上表现为目标导向下的集体行动过程;其方法论则需超越实证主义。前瞻性评估需要关注目标变量、环境变量、资源变量、制度变量、信息变量。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回顾与前瞻——基于1978-2015年医疗卫生政策的文本分析

从政策工具的视角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工具的选择和组合。通过对1978-2015年75项医疗卫生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初步描绘了我国医改中政策工具的总体构成及历史演进,以及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和不同医疗卫生活动类型的政策工具使用状况。今后我国医改要重新定位强制性政策工具,打破对既有政策工具的依赖,创新医改中的政策工具,推动政策工具的多元化。此外,在政策工具选择上,需要认识到特定情境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嵌套性,探索医改特定情境中政策工具组合优化之路。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利益集团:角色生成与定位

利益集团在转型期的中国既是治理的客体也是治理的主体。其治理主体角色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益集团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其具备承担何种角色的能力,政治制度空间限定了角色发挥的边界,政治文化则塑造其偏好。我国的利益集团应定位于权力的监督者、决策的参与者、改革的推动者。

网络民意的政策输入与传导机制优化

借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构建网络民意、输入途径、政治系统的分析框架。我国网络民意的政策输入需要疏浚制度化的通道,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之以及第三部门和网络精英的引导作用,完善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传导机制,实现信息表达、回应、反馈的统一。

社会保障筹资手段改革的探索——试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但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与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收支存在巨大缺口 ,严重影响其保障功能的发挥。现行筹资模式不尽合理是其根本原因之一。为此 ,本文探讨了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模式及选择问题 ,重点阐述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改革模式及模式设计和改革的步骤。

小微企业税费优惠难落实的原因探析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扩大就业,必须大力扶持、发展小微企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费优惠政策,在落实阶段却出现了资格认定难,税费优惠难以落实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宣传不够、备案流程繁琐、企业怕查账、资料难备齐等等。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一些综合改进措施,让小微企业用好政策、享受优惠、促进发展。

新医改的政策匹配与选择：自2009~2015年相关文本观察

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结合医疗卫生活动类型和医改的利益相关方构建出医疗卫生政策分析的三维框架,在此基础上对2009~2015年的医疗卫生政策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新医改＂中政策工具总体构成上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自愿性和混合型工具尚有待开发;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政策工具选择存在不合理之处;政策工具选择没有体现医疗卫生活动的类型差异。政策工具多元化和政策工具组合优化是我国未来医改的两个方向。

试析我国行政组织中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因素的平衡

由于我国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关系,作为利益群体和权力群体的官僚群体对规则的抵制,法制精神的缺乏和法制的不健全,我国的公共行政中存在人格化的倾向,表现为潜规则、人情行政、家长制作风等。非人格化秩序和人格化秩序都不符合现实要求,任何组织中都存在人格化因素和非人格化因素,我们需要寻求两种因素的平衡。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平衡、工具理性与人性的平衡、组织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是实现行政组织中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因素平衡的三个方向。

振动温度的激波管测定

根据双原子分光带系及其强度理论,介绍了测定振动温度的原理及方法。同时,利用激波加热试验气体的方法,得到氧化铝分子绿带系(B^2∑^+-X^2∑^+)的全部光带。通过氧化铝分子绿带系光带强度的测定,得到在激波马赫数为10时,反射激波后气体的振动温度约为5200K。

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及其对策

近年以来,民营企业融资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成分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眼光。在市场多格局,多层次,复杂化的环境中,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形势举步维艰。一个企业要茁壮成长是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的,然而融资问题却成为了制约企业要发展,要强大的重要因素。

合作社会中的合作治理: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张康之教授在《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中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合作治理模式,并通过合作治理去建构合作的社会。合作的治理模式与合作的社会并非自然演进形成,而是人的自觉建构的产物。以建构为主线,从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两个维度对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思想作出梳理与解读。

高转动态对Franck—Condon因子的影响

在定量光谱学中,FCFs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与f数、跃迁几率、积分吸收系数等物理量有关。过去,空气中主要二原子分子FCFs的计算数值都没有考虑分子的转动,所涉及到的波函数仅与核间距及振动量子数有关,而与转动量子数无关。这样的结论在低温或低转动态时适用。在高温条件下,例如用激波管测量f数、测量转动温度及元素的丰度比、同位素时,FCFs中必须考虑分子的转动因素。

治理浪潮下的中国制度变迁:动力、演进、展望

治理时代,制度依然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我国的治理制度变迁为研究主线,分析了我国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动力。从规制、规范、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对1978年至2013年我国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做了描述。展望未来,我国治理制度变迁总体上将遵循渐进演变模式,在发展战略上需要在西方制度要素与我国既有制度要素的整合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此外,制度企业家的能动性发挥依然是我国治理制度变革的关键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