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地区旅游业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策略初探

针对长株潭地区旅游业的现状提出了若干发展策略 。

二维视野下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论现代性与宗教

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将现代社会理解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合理化、理智化的过程,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解魅(Entzauberung)"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解除宗教魔咒的时代.所谓"解魅"就是整个社会走出宗教的控制,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的世界,在生活世界实现世俗化.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首先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致了一个世界"解除魔咒"的历史性转折,即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的控制,转向运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和征服世界.由于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解魅"意义,社会学的理论家从一开始就没有忽视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对现代社会的宗教研究是古典社会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学习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民族工作内容的思考和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大力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出台了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正式确立了“1+4”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即:党章,以及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次党章修订看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党章》做了修改，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回溯历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党理论思考的与时俱进，包括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发展历程。

恢复与重建之初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论域及路径——社会运行论的理论背景分析

回应来自阶级正当性与科学必要性两方面的质疑与限制是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得以重建与恢复的中国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中面临的两大学术任务。强调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的指导关系;强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坚持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成为当时学界的共同选择。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构建过程,并没有脱离上述背景,是学界关于社会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研讨的深化与总结。

难以“同归”的“殊途”:民国“边疆/民族”研究中的“派性”与“派系”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有一个简单的"二元区分":属于或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进步力量,以及属于或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势力。这种以政治或党派立场进行的区分,在分析和解读国共两党"边疆/民族"政策的不同取向方面固然有效,但在分析和解读整个民国时期特别是"国统区"的"边疆/民族"研究时,则显得力不从心。实际上,在政治派性、政治派系和学术派性、学术派系的双重影响之下,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一直处于"派性"与"派系"的笼罩之下,"政治派""史学派""社科派""地学派"群雄并起,乱象纷呈。"派性"与"派系"虽然给民国"边疆/民族"研究带来了短暂、浮夸的繁荣景象,但也败坏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生态、学人风气和学科旨趣,让民国"边疆/民族"研究作茧自缚、病入膏肓,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妥善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方案或政治道路,更没有能力、没有机会最终实现之。一批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的腐朽专制统治,打破学术研究的学科壁垒和门派之见,才能迎来"边疆/民族"研究新境界、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