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鄂国史二题

从西周鄂国史来看,疑尊、疑卣二器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句,说明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盩(即“盭”“厉”“赖”)。这可与随州安居的西周早期鄂国考古发现相印证,表明西周早中期鄂在随州地区。而《史记·楚世家》所记西周晚期楚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路线,可理解成“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即其历程是从庸(湖北竹山)经杨(唐,随州西北),再到鄂(随州),行军路线一路东进。

出土文献所见秦、楚食盐产地的分布

出土文献记载秦、楚两国的几处食盐产地,分布于从东部到中部三峡地域至西部甘肃天水的广袤地域内,提供了此时期食盐产地的新资料,体现了此时期食盐生产分布的广泛性与生产的地域性特征。

清华简《系年》与墨子行年问题试论

清华简《系年》中两处记载有助于墨子行年问题的探讨,其一,年代在三晋攻齐(公元前403年)之前"陈子牛之祸",可与《墨子·鲁问》的相关记载相联系,由此可推断墨子在公元前403年之前几年仍然存世;其二,《系年》记载有楚悼王时期的"鲁阳公",楚国鲁阳设县不晚于公元前401年,墨子南游楚国、见鲁阳君的年代应该在此之前。由此对学界已有关于墨子年代的探讨进行述评,并对墨子行年问题进行补论。

从清华简《系年》看常州武进淹城非奄族南迁所建

关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淹城的修建者,流传较广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周初东征后,山东地区奄人南迁所建,但这种说法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支持;清华简《系年》记载周初东征之后,将山东地区盍(盖-奄)人西迁到甘肃地区,从文献的角度再次证明武进淹城并非是山东奄人南迁所建。

《楚辞·天问》“昏微遵迹”与商先公世系问题

《楚辞·天问》"昏微遵迹"中的"微",一般认为即商先公世系中的"上甲微";而关于其中"昏"字及"昏微"的理解,及其由此而来的"昏"是否为商先公世系中的一代,还有不同意见。结合战国楚地出土文献的用字习惯,就相关文本进行解读,均不支持"昏"可能为人名。《楚辞·天问》"昏微遵迹"的记载,不能作为商先公世系中存在"昏"一世的确证。

《清华简(伍)》“汤丘”即《系年》“康丘”说

目前关于《清华简(伍)》汤处于'汤丘'之所在,有'晋南汤(唐)丘说'、'关中汤(唐)地说'、'豫东汤(商)丘说'等,对上述观点进行辨析并提出'豫北汤(康)丘说',《清华简(伍)》汤处于'汤丘'之所在,也就是清华简《系年》中的'庚(康)丘','汤(康)丘'应当在从新乡到濮阳这一片卫国旧地的范围内去最终确定。

《越王差徐戈》铭文与越国徙都“姑苏”补论

《越王差徐戈》铭文是目前所发现的记载苏州地区名"姑苏"较早的文献资料。对铭文进行汇释并就"得""居""居乍金""司"的用法及"先王"所指进行讨论。越王翳迁都吴地,越王差徐承袭之并都于姑苏,其原因与越国北上扩张与齐国势力南下的冲突有关。铭文中的"姑苏"可能在今天苏州城西,其可能并非越国新建而为沿用春秋时期的木渎古城而来。由木渎春秋城、越王差徐城至秦汉以后苏州城址的变迁来看,前两者均在今苏州城以西,表明苏州早期地址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西至东的过程。

试论两周时期吴文化的西渐及其影响

两周时期的吴文化在西渐过程中,与楚及江淮等区域文化发生了融合,促进了早期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先秦两汉文献中伍子胥故事及其形象流变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的伍子胥是一个忠臣和孝子统一的形象,其事迹中既表现出具有孝亲与血亲复仇的观念,又表现出一个忠谏而颇具能力的臣子形象,体现出明君忠臣的政治理想,从而使伍子胥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而又独特的文化形象。

论新见嗀甗中的“司寇”及相关问题

从册命铭文内容与载体甗之间的矛盾,及“右”“宝”字形、铭文“王曰尹册命■”“用作祖考宝”“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句式等疑问来看,新公布的嗀甗可靠性存疑。仅就铭文内容而言,也看不出“司寇”的具体职责。嗀甗铭文存疑,缺乏作为史料的可靠性,不能作为反映西周中期已经存在“司寇”的金文证据。

甲骨文“商代教育史料”辨析六则

除曾记载"大学"之外,关于商代教育史的材料,在甲骨文中实际很有限;但一些学者通过对甲骨文的阐释,建立了丰富的商代教育史内涵。本文就相关论断进行辨析,包括:《合集》16406"乍(作)学于入"和"商代小学";《合集》20101等材料与"商代右学";《合集》13705等与"商王亲自教学";《花东》181"己卜,子其疫,弜往学。庚卜,子心疾,亡延"和"商代学校请假";《合集》3250"学■"与"商代学籍";《合集》27649"飨多子"等与"商代教授贵族食礼",就上述进行探讨,以明确相关内涵。

战国纪年铜戈研究两则

本文考订新见“廿年榆次令戈”的年代为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十二年介令戈”的年代为韩桓惠王十二年(公元前261年)。“十二年介令戈”表明战国时期韩国曾设立“介县”(今山西介休附近),补充了传世文献记载关于韩国设县的不足,促进了对韩、赵、秦在汾水流域军事地理格局的认识。

《论语·先进》“曾晳之志”相关问题研究

《论语·先进》所载孔子赞同“曾晳之志”其事,应发生在孔子晚年结束周游列国之后。并结合新出《彭子射浴缶》自铭为“御缶”例,考订篇中“浴乎沂”也即“御乎沂”、为“在沂河边演奏音乐”之意。孔子对“曾晳之志”的赞同,和他晚年绝意仕途的心态有关。

中子化盤年代研究平議

中子化盤(《集成》10137,圖1)銘文爲: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用擇其吉金,自作■(浣)[1]盤。本器目前只見有銘文拓本,而器形、紋飾等相關資料不存。學者多偏好從銘文的釋讀來探討其年代,討論的焦點在於'用保楚王'一句的理解,由此也有兩種代表性的意見:(1)讀如本字'用保楚王',認爲是東周楚器。[1]此前學者多將銘文的'中'和楚簡王之名相聯繫,從而將本器年代定爲楚簡王(前431—前408)初年。

論清華簡《繫年》與戰國楚、宋年代問題

清華簡《繫年》記載有戰國時期楚、宋兩國的年代資料,是繼《竹書紀年》後關於戰國年代的又一重要發現。《繫年》所記載的戰國楚王年與《史記》一致,并不能依其重新訂正戰國楚王年;而其中有關戰國初期一些宋君年代較爲明確的記載,可以解决宋悼公、宋休公等年代問題上的一些疑難,并依此對戰國宋國的年代進行新的擬定。

“屈原否定论”的史料学思考

从具体的史学观点而言,对于屈原的具体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或者应当有不同的评价;但从史料学角度而言,所谓的"屈原否定论",其核心问题在于:在处理先秦人物史料"年代隔越"问题上,采用了"默证法",其实并不严谨;而依据所谓"屈原否定论",进而再做出一些判断及决定,还值得再思量。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中的地名"[於阝](鄔)",即《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中的"鄢",其地在今偃師南。"鄭伯克段於鄢"的歷程爲鄭國軍隊從新鄭出發,攻打位於其西北部、段所在滎陽地区的"京";其後段從"京"逃往其西部的偃師南之"鄢([於阝]、鄔)",并於此被鄭國軍隊打敗;之後段渡過黄河而逃亡至今輝縣市。

古地名蠡测二则

文章就“淹城”“狗泽都”二地名进行探讨。1.在江浙地区常见用来指称洼地的“淹(渰)”作为地理通名,如古代浙江湖州的“无胥淹”,江苏宜兴西北的“都山渰”等,常州武进“淹城”所在区域地势较低,故“淹城”之名也是由其处在洼地而来,和西周初年的奄族无关。2.燕国陶文“狗泽都”可读为“狗(句)泽(渎、俞)都(县)”,“句泽(渎、俞)”即齐国西部要地“句泽(渎、俞)”,也就是“谷”(今山东菏泽),“句泽(渎、俞)都(县)”可能为燕国在公元前284—279年的燕齐战争中占领该地后所设,是先秦时期“因军设县”的表现。

常熟地方志所载相关商周故事小议

常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的文化较为兴盛。其风景优美的虞山、巫咸墓、尚湖,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中,上述两处风景地还和一些商周故事相关,并被概括为“虞山三贤”,比如《常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记载,尚湖与姜子牙有关,“相传商末姜尚避纣王暴政曾隐居垂钓于此而得名”,而虞山上“商周以来的名人墓冢,有商初巫咸墓、商末仲雍墓”等。但常熟地区离中原较远,上述地方志的记载不免让人存疑:何以一些主要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人物,会出现在常熟地方志的记载之中,并留下一些相关传说故事?现在就这些问题略作小议。

湖南先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湖南先秦史的研究及重建,需合理运用传世及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就相关例证来看,传世文献中的湖南炎帝、黄帝等古史传说,多系传播而来,并非原始发生地,不应把相关传说人物"湖南地方化";从出土文献而言,西周《静方鼎》所谓"湘侯"系误读铭文,清华简《楚居》也无法反映"楚源于湖南";从考古而言,高庙文化应当与伏羲、炎族团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