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孝道思想及其转化和发展

孔子对孝作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以礼解孝,一是以仁解孝。孔子前期主要继承三代之礼,主张以礼解孝,由于礼体现为制度性规范,以礼解孝,则孝极易沦为外在形式,因此孔子后期则着眼于以内在仁爱之情解孝,为孝礼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伦理情感基础。以仁解孝,更能够反映和契合孔子原创性的仁的思想。他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以仁解孝,孝道思想实现了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变,其内涵较以往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孔子对孝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孔子同时又兼顾两者,并不偏废,只是有所侧重。以礼解孝和以仁解孝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成为孝道思想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从“积善成德”看荀子思想与郭店《五行》篇之关联

荀子思想与思孟学派有着复杂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表现于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评,而且表现于对其思想的转化和吸收。以荀子"积善成德"的观念为例,它实与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关系密切。然而这种观念在《荀子》和《五行》篇中存在着异同,从中可以看出荀子对《五行》篇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是荀子拓展了"善""德"观念的内涵。荀子把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成就了他的"集大成"的学术地位。

从思想传统中寻找变革资源:梁启超与晚清“排荀运动”

“排荀运动”是晚清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梁启超不仅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也是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和总结者。梁启超虽然倡导“排荀”,但同时也体现出“尊荀”的一面。“尊荀”与“排荀”交织的思想特点,显示出梁启超基于传统观点和现实变革需求对荀子丰富思想的灵活运用。梁启超的“排荀”最初偏重学术,后转向政治并与反对专制、倡导民权联系起来。流亡日本之后,他在西方启蒙思想基础上深化了对专制制度的认识,开启了对专制思想的直接批判,由此“排荀运动”完成其使命而结束。梁启超借“排荀”以促进社会改革,是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展现了其思想探索的丰富过程和经由学术变革、政治变法以匡时济世的理想。

20世纪唯物史观视域下的荀学研究

20世纪唯物史观视域下的荀学研究是20世纪苟学研究的主流,代表了荀学研究的方向。根据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学者对其理解运用的情形,荀学研究相应地经历了发轨期、发展期、高峰期和调整期。每个时期虽然各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特色和成就,但都是对前一时期的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由于唯物史观视域下的荀学研究时间持续长久、学者参与众多、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深远,因此在20世纪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重视和研究。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荀学在晚清的历史命运——以晚清政府、谭嗣同、章太炎对荀子的态度为例

清朝晚期,荀学由学术领域步入了政治领域。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维新派的谭嗣同,以及古文经学家章太炎,都无一例外地拿荀子做文章。晚清政府实行科举改制,把荀子作为最高层次考试的题目,以期选拔出符合现实需要的人才,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此相反,谭嗣同主张变法改制,他把荀子看成是封建社会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予以激烈的批判。同样是反对满清政权,章太炎却尊荀,标举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实行渐进改革。荀学积极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总之,无论是排荀还是尊荀,都不仅说明了荀子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而且说明荀子在晚清的命运关乎时运和政局,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荀子移风易俗思想研究新论

在中国古代移风易俗思想史上,荀子是最主要的发轫者。他不仅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思想命题,而且对移风易俗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赋予移风易俗较为丰富和系统的内涵,为移风易俗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荀子移风易俗思想的产生在理论上是对诸子百家民俗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在实践上则来自于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尤其是秦国移风易俗活动的观察、思考、批判和总结。荀子移风易俗思想虽然是他考察法家变法和集百家大成的产物,但是却具有显著的儒家特色。荀子移风易俗思想的形成,对后世特别是秦汉移风易俗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