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生命政治哲学与制度化生活

当新冠疫情成为了一个愈演愈烈的全球性事件,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采取形单影只的封闭/隔离式生活方式。在埃斯波西托看来,人类有两次诞生,其一是生理意义上的肉身,其二是制度性社会中的社区身份,我们不仅需要保护物质性肉身,同时还应捍卫社会性的生命。新冠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加深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并将这两种生命推到了十字交叉路口,然而,由于人类切入社会的方式离不开与他人在言行层面上的制度交往,因此,即使疫情期间为保卫第一种生命而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第二种生命,也不能让生命沦为孑然孤立的、荒芜的自我保卫系统。

追踪资本主义与新冠肺炎

为抗击新冠疫情,不同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数字监控技术对其民众展开追踪。诚然,现代监控技术在"控制犯罪率""提高公共安全性""造就高效管理模式"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同时亦带来了不可规避的问题,包括互联网用户行为自主权的缺失、信息行业的高度垄断以及民主政治危机,等等。当受信息监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电子追踪技术对公共空间和社会秩序的构造意义,其中,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强调了网络空间中的市场主导原则、肖沙娜·朱伯夫则把关注点放在了技术巨头与"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对用户行为的深层次干预,本文作者古登堡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追踪资本主义利用流动的网络信息,采集和监控人类基因的大致过程,道破了"生命体征—微靶向定位—社会控制"的资本主义追踪模式及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何谓新唯物主义:通向操演性新唯物主义

当代西方新唯物主义的共识在于质疑人类中心主义预设,并要求恢复物质自身的活力。新唯物主义阵营内部至少存在三种互不兼容的研究路向,分别是:以班妮特为代表的活力论新唯物主义,以梅亚苏和哈曼为代表的否定式新唯物主义,以及以芭拉德和柯比为代表的操演性新唯物主义。虽然三种新唯物主义研究的理论旨趣都指向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扭转与此相应的机械物质形象,但在本文看来,无论是生机论新唯物主义对活力本体论的坚持,还是否定式新唯物主义对思与物之间的混淆,都无法彻底克服人类例外论的基础预设,只有操演性唯物主义彻底地让物质摆脱了对外在力量的依赖;新唯物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离不开运动、迭代和关系性这三重相互支撑的操演性方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