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敕入令与唐令复原--以《天圣令》为切入点

在对《天圣令》的整理研究中,与令文相关的诏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诏敕与《天圣令》内容比对研究,判定复原文字和令文形成的时间;就诸多"著于令"的记载,与《天圣令》中现存令文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说明敕文纳入令典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制度的变化更替,进而爬梳唐后期刊著活动的点滴记录,以期反映令典编定的延续和变化。

《法苑珠林》中所见的唐长安里坊与佛寺

对于唐代都城长安地理景观的研究经过研究者的努力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但是由于资料的散佚,可依据的研究资料有限,而对笔记小说和佛教典籍的深入挖掘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佛教典籍《法苑珠林》和世俗笔记小说的文字记述与叙事模式,为我们展现了唐代长安城街坊格局、里宅佛寺等真实的都城景观,揭示了唐代都城长安的地理环境及社会文化面貌。

大唐商人与外部世界

唐代不仅是陆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也是开启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古代的"一带一路"是以商贸为依托的文化媒介,承载着物质层面的需求互惠与精神层面的交流融会。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沟通的重要通道,从汉代发展到隋唐时期,从商业贸易路线逐渐延伸至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注文研究(一)

以《天聖令》的注文爲審視對象,關涉其功用、特點,以及與正文的關係,作出令文形成過程的時間判斷,進而通過與其他政書的比較,期冀獲得更貼近原貌的文本,揭示出制度上的差異與變化。

《唐六典》户部卷与《开元十道图》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证，对《唐大典》户部卷所载的十道诸州山河贡赋的材料依据作了相应的探讨，进而考察了《唐大典》在编纂中的有关问题。

《唐郑锴墓志》所见唐后期三川盐政

唐后期,开启了由国家全面管理控制盐产销运营的制度,包括度支与盐铁分区管理的系统,以及院、监、场不同层级的机构设置。通过海盐、井盐、池盐盐利收入升降,还可以揭示中央与地方财赋及利益分配。长期以来,东南地区盐政的资料相对丰富,研究成果丰硕。而三川盐政,包括云安监在内的峡内诸监的资料不足,盐利无从查考,影响了对唐后期财政重要来源的井盐产区的研究。《唐郑锴墓志》记录了郑锴在西南地区盐铁巡院及云安都监任上的政绩,从一个侧面为我们了解唐代三川盐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衝突與妥協:建築環境中的唐宋城市——以《營繕令》第宅制度爲中心

唐宋城市景觀諸要素中,第宅是最豐富而重要的部分。在針對現存第一部唐代城市建設令典——《營繕令》的整理過程中,城市建築部分引發人們對制度建設的關注度更爲集中。其中制度的約束與實際社會狀況形成極大的反差,對兩者間的衝突和矛盾的理解,以及文本之間的差異的釋讀,都啓發人們思考。從總體上說,唐宋時期發生在城市中林林總總的變化,最終無不是在經歷着充滿矛盾與衝突的過程中完成的,而非由此及彼的簡單的時間延續,是創造與突破的結果,是因循與創造的博弈。在新元素的催生與舊體制的分化中,市場的屬性在延展。

安史平叛中的唐蕃關係——以郭子儀朔方軍爲切入點

安史之亂前,唐玄宗爲了改變以往唐蕃對峙中的被動局面,舉朝上下銳意經武,改變了內重外輕的佈局而代之以各節度使擁重兵長駐邊鄙,以捍衛京師和內地,從而使戰局出現了轉機,唐蕃力量對比也發生了變化。但是這種轉機與變化猶如曇花一現,隨着安史之亂的爆發便不復存在了。爲了平定安史之亂,'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矣'〔1〕。

大谷馬政文書與《廄牧令》研究——以進馬文書爲切入點

馬政問題的研究隨着文獻多樣化的展現,尤其是出土文獻的運用和研究的深入,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對象。大體上説,馬政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包括兩個大的方面:一是馬匹的飼養。有監牧等機構馬的飼養,有私馬的飼養;而從機構設置看,又有繫飼與監牧之不同飼養方式。二是馬匹的使用。從用途而言,主要用於軍事征戰、交通、運輸,包括兵府用馬,館驛、傳送用馬等。

唐宋時期的都城營造與材木採用——以新獲墓誌所見“太陰監”爲切入點

唐代在將作監下設立百工監等材木採伐專門機構,從兩京建設的考慮,設立於長安與洛陽周圍。以往對長安的林木使用關注較多〔1〕,大體從建築用材與薪炭燃料兩個方面加以考察,而就都市生活而言,薪炭供給材料更佔多數。至於林木開採的管理機構——諸監的資料,除了兩《唐書》與《唐六典》官制系統中職官及員額設置的記載之外,真正行使職權和機構運轉的具體記載卻付之闕如,甚至各種史籍在記載上彼此間還留下諸多矛盾,包括五監或六監。

唐代驛路與券食之制

涼州在河西四鎮中居於最東端的位置,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之自兩漢、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不僅是軍政中心,也是經濟往來的通道。西出都城長安,一個個驛站,承接着過往的使者、官員、將士、行旅,一路向西,涼州作爲通往西域的重要節點,發揮着交通樞紐的作用。一、京城西面關與驛路2016年,"唐蕃古道"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前期調查與研究考察團隊從蘭州至西寧,歷經十天,對唐蕃古道上的相關古道、古關、古渡口、石窟、古城等進行了考察。對學界以往聚訟較多的疑點和分歧問題做了實地資料搜集和考察。

舟橋管理與令式關係——以《水部式》與《天聖令》爲中心

一、既往研究唐代敦煌文書中,P.2507號《水部式》作爲法律文獻,經過中外幾代學者不同角度的探索和考辨,在學術史上留下了皇皇數百篇成果。研究包括著録、校釋和在相關研究中的屢屢引用。從20世紀20年代,羅振玉開始於《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古佚書》刊録《水部式》全文,並據以勘校《唐六典》,進而探討海運各條史料。

時間法與唐代日常生活——《天聖令·假寧令》劄記

對王朝統治中的時間秩序和規定,歷來是傳統社會日常行爲與政治倫理的準則。對相關問題的關注,成爲禮儀、思想、文化乃至經濟、制度史研究的對象。如楊聯陞《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1]的貫通闡述,[日]久保田和男對開封時空的細節注意所撰寫的《宋代開封研究》[2],到[美]司徒琳(LynnA.Struve)《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3],等等。

關司勘過與《天聖關市令》唐令復原——以宋2、宋3、宋6條爲例

一唐代過所的研究,以礪波護《唐代の過所と公驗》〔1〕、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2〕最爲集中。《天聖令》發現以後,孟彦弘〔3〕、李全德〔4〕的研究可謂更上一層,圍繞令條以及釋解,對過所申請勘驗的過程細節予以進一步探索。近來在讀書班讀《關市令》時,筆者曾經就其中宋2、宋3、宋6條中相關聯的問題一併提出討論並作推論,以抛磚引玉。《關市令》宋2、宋3、宋6均涉及過所的勘過,先移録如下:宋2條:

中日學者《天聖令》研究論著目録(1999—2017)

浙江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所藏明鈔本《天聖令》,經上海師範大學戴建國先生發現並於1999年刊佈介紹、200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天一閣博物館合作出版《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後,相關研究日趨增多。新材料和新視野是學術研究的推動力。

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兼論《唐六典》令文的時間性

一山澤之利既包括農業,也包括工商業。前者包括拓荒與獵捕,涉及順時而爲,不違農時,即所謂“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1]。而引發的研究包括對時令的順應、時禁的服從,以及土地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後者包括鹽利、銅鐵、林木開採,涉及公私之利與本末業的權衡,因而涉及國家財政與公私利益分配。相關的研究則關注經濟政策的倚重,重農抑商的政策以及工商業生産經營及税收政策。

《天聖令》法律用詞與時代性比較——以《雜令》爲中心

韓國磐先生關於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包括對律、令、格、式的研究,如《傳世文獻中所見唐式輯存》[2]等重要論文,較爲集中的有《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3]一書,其中《唐代的令格式及〈唐六典〉》一文.

靈渠與唐代嶺南治理

在中國運河體系當中,兼具天然水道利用與人工開鑿的重要通道——靈渠,在貫通珠江與長江兩大水系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秦命御史監史禄,自零陵鑿渠至桂林,後人又稱此渠爲"秦鑿渠",也稱湘桂運河、興安運河。自秦代開始,經過漢代馬援、唐代李渤、魚孟威,到宋代李師中幾代人的修護整修,終於完成。關於靈渠營造始末的記載.

唐宋建筑构造变化与城市新格局——以接檐建筑为例的研究

唐宋时期,从突破原有的街道构造到城市布局的结构性改变、城市功能的拓展等等,最初一个变化就表现在房屋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接檐造舍从纯粹的构筑行为的技术性改变逐步带来城市中建筑空间结构的改变,进而发展形成城市新格局。

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6—7日，在台湾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台湾中国法制史学会、唐律研读会共同主办，这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日本、韩国等同行自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整理出版以来再度聚首，大家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探讨商榷，学者们畅所欲言，新见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