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公共管理的人类学

公共管理与人类学在学科特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以前的学者们从未正式思考过二者的联系,而一些学者则前瞻性地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适用于公共管理,指导公共实践等。揭开历史的篇章,人类学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案例比比皆是,人类学对于公共管理的贡献也是相当显著而这也恰恰证实了二者结合的可能。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公共人类学的出现也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更为合适的途径。

回归“文化”“人”与重塑扎根理论(ET)——从缅甸高地到霍桑实验的“寻根”路径

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扎根理论(GT)是在借鉴"改造"人类学领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文本书写等范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并很快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相当重要的学术工具。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有了"理论"发现,从而改变了早期人类学研究领域"无理论"的传统。然而,扎根理论(GT)范畴下的"民族志数据"似乎过度依赖量化分析,相当程度上削弱甚至放弃了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的出发点终极性。其实,最早借鉴人类学并提炼理论成果的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管理学领域著名"霍桑实验",梅奥与合作者人类学家沃纳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人类学领域自身也早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自觉开启了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探索,居首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利奇及其提出的社会制度"钟摆"模式,始终强调"文化情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霍桑实验"与"钟摆"模式都蕴含了当下新政治人类学范式下扎根理论(ET)的质的规定性,是回归"文化""人"并重塑扎根理论(ET)的逻辑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