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权力多元与乡土秩序重构——以赣西村宗族权力与政府权力冲突互动为例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方权力多元化,地方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对峙,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宗族权力成为地方权力平台上不可低估的运行力量。赣西村乡村宗族与乡镇政府间的"8·18"权力冲突事件是乡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揭示出乡村治理的困境。农村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同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使得乡村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转型和过渡时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即原有的秩序已无法维持,而新秩序的产生又需要一个过程。处在这种状态的乡村社区,不仅存在着像"8·18"事件的显性权力冲突,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权力冲突、公共公权力冲突、边缘权力冲突,以及乡村"两委"的同级权力冲突、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同类权力冲突。乡村多元权力冲突的正功能以及宗族权力的现代治理功能催生了权力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乡村宗族权力在与地方正式权力互动过程中,由社会冲突到社会和谐,既有阻碍农村社会转型的一面,又有推动农村社会转型的一面,二者在一个共同的乡村领域中互动,推进乡土秩序的重构。

回归政治社会的社区治理——以贵阳市“乌当社区”为例

2011年以来,贵阳市的街道办事处逐步被撤销并分化,建立起若干社区服务中心,即由社区大党委、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居民议事会("一委一会一中心")组成的"新型社区",制度上初步构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中介、强自治"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然而"新型社区"的治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乌当社区的个案研究考察了社区治理的现状,并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内的"国家"(小政府)只能算是国家的代表者,而真正的国家并没有进入社区场域中来,难以起到培育、动员社会力量的作用。社区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回归,国家应对基层社会进行必要的渗透,支持相关社区的工作,使社区内国家的代表者有资源和能力去培育社会。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方法论指出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是统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权建设,其表现为把社区建设中的基层政权建设(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社区共同体发展(基层社会发育)看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同时国家与社会在微观社区层面的互动也应该使二者成为辩证统一的整体。

夕阳下的胡同与朝霞里的胡同社区——以北京市D区JX社区为例

本文以胡同功能和居住人口成分的变化为主线,描述经济变迁背景下胡同的社会文化变迁,是一项以北京胡同为田野研究地点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本文对胡同生活加以描述,简述胡同中不同的居民群体,同时介绍胡同维持机制,国家权力是对社区秩序的保证,而能够提供廉价服务的、低劳动报酬的外地人的进入,是胡同维持的另一保障。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一种传统居住环境,但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胡同正快速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退,现存的胡同多数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胡同、四合院成为"人类动物园"(human zoo),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亦在导游们对历史的讲述和对现状的评说中成为游客们参观的对象。胡同作为传统社区,正在经历衰落和死亡之痛。社区的重建或再生是制止胡同死亡的重要途径。

“水案”中国的治理性失衡——以漳河上游流域的村落水纠纷为例

水与土都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由于土的固定性以及长在土里的庄稼无法移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被固定在土地之上,费孝通据此提出"乡土中国"的理论。而由水的流动性引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冲突,围绕水的利用可能形成一整套勾连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的社会文化关系。置于乡村社会的"平常-非常"这一框架下,考察分析漳河上游流域、河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两个村落间的争水纠纷:在平常的日子里,西山村与东平村的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多样的社会交往,村庄的边界隐于背后;在村落间由于争水而发生纠纷的"非常"状态之下,村落的边界一方面向彼此闭合,一方面向国家力量开放。在此过程中,村落内部并不是同质的,政治精英的个人意愿与实践、政治精英之间以及政治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都对国家力量进入乡村的方式形成影响。村落再次由"非常"回归到"平常"后,在非常状态下得以进入乡村的国家权力被村落政治精英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转化与应对。村庄同时也面临着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冲击。国家治理事业原初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因为当地人的实践,从上而下的、设计相对单一的治理方式在实际上带来的结果是两个村落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而这种"治理性失衡"即原博士论文题目中"伤"字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