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质押压力与公司违约风险

现有股权质押的研究仅关注了质押数量,忽视了质押价格的重要作用,难以准确地刻画控股股东质押压力。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单笔质押价格数据度量质押压力,研究控股股东质押压力如何影响企业违约风险。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质押压力越大,企业的违约风险越高。机制检验表明,质押压力通过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提高了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场内质押和股市为熊市时,质押压力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更强;较强的内源融资能力和较好的外部监督环境能够缓解质押压力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本文为更加准确和直接地度量控股股东质押压力带来了有益借鉴,也为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启示。

审计师行业专长、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薪酬-业绩敏感性度量薪酬契约有效性,实证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渠道与影响机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显著增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分离、机构投资者重仓、成长性高的公司中,这种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影响因素领域、外部审计治理效应领域的成果,同时对优化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数字化转型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即数字化转型助长了企业的“短贷长投”倾向。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更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大时更加明显,而较优的人力资本结构则有助于缓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本文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为企业加强风险管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审计师识别与审计收费

近年来,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金融资产配置既可能增大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可能帮助企业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本文以2008 ~ 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审计师识别的视角,考察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审计师是否能够有效识别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不同动机,从而收取不同的审计费用。研究发现,对于金融资产配置越多的公司,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分析表明,这样的关系在配置金融资产投机性更强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上述关系受到事务所行业专长和事务所独立性的影响。研究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识别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资产质量与公司违规行为

文章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公司的资产质量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资产质量能够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这种影响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显著。此外,文章还发现,资产质量对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较大,而在非信息披露违规中不显著;公司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显著影响资产质量的治理效果。文章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公司违规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为我国会计准则改革的必要性提供了证据支持。

公司的金融投资行为会传染其他企业吗?——来自企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5年A股国有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集团内公司的金融投资行为是否具有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当集团内某一成员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大幅上升时,之后年度集团内其他成员企业的金融投资会显著增加;当被传染企业的业绩考核压力较大或主业业绩下滑时,上述传染效应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传染效应主要发生在内外部监督较弱的集团成员企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更加全面地评价国有企业财务行为和业绩考核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更高;但配置的金融资产仅是流动性强、易于变现的金融资产,而非追逐相较实业投资的超额利润。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在高管籍贯地受灾程度严重、公司风险水平高和管理者权力大时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显示: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持有现金更多、研发投入更少;高管受教育水平的上升会弱化贫困经历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越大。

我国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支持了金融资产配置的"价值假说"。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资产配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经营业绩好和盈余波动性弱的公司中。上述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测试中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动因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加全面认识金融资产配置的经济后果,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明星分析师评选暂停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基于《新财富》事件的经验证据

《新财富》评选是分析师重要的外部市场激励机制,但关于评选的有效性存在争议。本文借助《新财富》评选暂停这一外生事件,实证检验了《新财富》榜单暂停前后分析师预测行为及市场反应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新财富》榜单暂停之后,分析师发布预测的数量降低、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上升、预测发布的市场反应下降,表明评选机制的暂停对分析师预测产生了负面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当分析师更有可能当选明星分析师、券商更有能力奖励明星分析师、分析师之前存在学习对象、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时,榜单暂停的负面影响更强。最后,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都会受到榜单暂停的负面冲击。本文的研究结果对证券分析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可以帮助投资者和证券从业人员更加全面和理性看待明星分析师评选活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压力与企业创新粉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现象,如何全面理解股权质押是学术界的焦点。区别于以往研究仅关注质押数量,文章基于手工整理的初始质押股票价格,度量股权质押压力,研究其对创新粉饰的影响。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质押压力越大,企业通过创新粉饰提升股价的现象越严重;在平仓风险更高、企业经营压力越大时,股权质押压力对创新粉饰的影响更强。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股权质押的重要影响,为纾解股权质押风险、推动创新强国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CEO贫困经历与公司盈余管理

早期经历将会影响后期个体行为方式,而幼时贫困经历所带来的创伤性影响更为持久、深远。本文从盈余管理的角度讨论CEO的贫困经历是否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采用200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CEO贫困经历对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有显著影响,具有贫困经历的CEO所任职公司呈现出较低的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业绩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波动程度高、货币政策紧缩时,CEO贫困经历对所任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高管个人特质与企业财务行为的研究视野。

反垄断与经济发展质量——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竞争是市场运行的核心,有效发挥市场职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文章借助《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是与竞争企业相比,垄断企业增加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更少。机制检验表明,《反垄断法》促使垄断企业削弱要素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表现为垄断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部门员工比例下降、员工薪酬和高学历员工比例下降、并购金额降低。上述影响仅在国有企业中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反垄断法》也会影响垄断企业的产品市场表现和资本市场表现。文章研究表明《反垄断法》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更能够打破垄断企业的优势地位、助力经济均衡发展。文章为评价《反垄断法》实施效果补充了宏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有助于认识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重要角色,为如何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带来启示。

文明城市创建能否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文明城市创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2)文明城市创建通过提升员工素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激发企业创新意愿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3)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劳动密集度较低、不具有银企关联以及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更为显著。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验证了文明城市创建的治理效应,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启示。

高管会“攀比”薪酬吗?——来自国有企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如何完善高管激励机制是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已有文献更多关注绝对薪酬的作用,却忽视了相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当相对收入下降时,高管是否有动机和能力调整薪酬水平?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内部存在“薪酬攀比”现象,即公司高管观察到同一集团内其他企业高管的薪酬上涨之后,会在下一年度显著提升自己的薪酬。进一步分析表明,当高管的攀比动机更高、议价能力更强、企业内外部监督更弱时,攀比现象更严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薪酬攀比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新兴经济体中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为更好地激励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促进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反垄断与企业避税:压力效应还是治理效应?

反垄断是保证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要举措。文章尝试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角度理解反垄断的潜在影响。理论上,反垄断对垄断企业避税有两种可能的作用。一方面,反垄断会增加垄断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垄断企业的避税意愿;另一方面,反垄断会强化市场竞争的治理作用,抑制垄断企业的税收规避。借助《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后,垄断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上升。机制检验表明,《反垄断法》降低了垄断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了垄断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其税收规避程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反垄断法》对垄断企业避税的影响在政府干预更弱的地区、内外部融资能力更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最后,《反垄断法》提高了垄断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和债务融资成本,削弱了垄断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评估《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

公司间存在竞争性现金股利吗——基于国有企业集团的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的制度背景,本文研究表明公司间存在“竞争性现金股利”现象,即当观察到同一集团内其他公司提高了现金股利后,在业绩考核的影响下,公司会在下一年度显著提升自己的现金股利;公司的业绩考核压力越大,竞争性现金股利现象越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公司支付能力越强、高管晋升可能性越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时,竞争性现金股利现象更明显。本文丰富了现金股利发放动因的研究视角,对于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吗?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客户集中度是否会彩响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公司,金融投资水平越高。这样的关系在企业议价能力弱、客户稳定程度高、企业对客户是专用性投资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同时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好地理解新兴市场中供应链关系如何衫响企业行为带来一定启示。

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以及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公司治理对于二者的关系能够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即当股权集中度较低、两职合一、高管薪酬较高时,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显著减弱。本文为理解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加强财务理论创新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财务理论前沿2019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如何更好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财务学界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2019年9月21日,由中国财政杂志社主办、《财务研究》编辑部和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承办的“财务理论前沿2019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分为主题报告和论文研讨两部分。与会代表就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务理论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压力与企业短贷长投:基于质押价格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价格刻画质押压力,以短贷长投为研究视角,考察股权质押压力对企业投融资策略的影响。基于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质押压力越大时,企业的短贷长投现象越严重,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质押压力通过加剧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2)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内源融资能力较弱、外源融资机会较少、战略较激进、行业竞争较激烈时,上述效应更强。(3)质押压力较大时,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规模更低、更难进行增发,表明质押压力恶化了企业的融资环境。本文完善了中国情境下质押压力的度量指标,有利于引导上市公司加强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协调平衡,也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带来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