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发出之后——1990年代以来文学“问卷”中的青年写作问题

创作谈即公开发表的,作家讲述个人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创作内容、创作手法等的文本。问卷,也即“同题共答”,无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它由一份问卷与多份答卷组成,具有作为“文本”与“行动”的双重意义,因此成为考察1990年代以来青年写作问题与症候的绝佳样本。学界对创作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史料价值的发掘上,问卷作为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其“文本”外的“行动”意义相对被忽略,1990年代末的“断裂”问卷与同时期的《集体作业》、针对青年作家发起的绵延不断的问卷“调查”之间的精神关联,尚未被关注并阐明。

文学青年与作为职业的文学--从1957年“夏可为的来信”出发

1957年,长沙地质学校的学生夏可为给作家茅盾、赵树理写了一封表明自己写作愿望的信,赵树理的回信以《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为名发表在当年《文艺学习》第五期。许多青年寄信给编辑部和赵树理表达自己对"夏可为的来信"的看法,关于青年志业选择、文学写作规律的讨论由此展开。以1957年"夏可为的来信"事件为原点,勾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青年的成长轨迹,可以对十七年文学"接班人"培养过程中创作与生活、专业写作与业余写作、老作家与文学青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集中解答。

丁玲之“死”与女作家身份困境——以1933年丁玲事件为中心

1933年5月丁玲的被捕引发了多方猜测。在谣言与反谣言的舆论拉锯战中,各类刊物建构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丁玲”形象。沈从文与篷子的回忆文章则提供了相对私人化的“丁玲”解读模式。“丁玲之死”之所以受到关注,与丁玲女作家的身份关系紧密。20世纪30年代女作家面临着明星—作者—小说人物三位一体的身份困境,作为想象30年代女作家的关键词,女性、革命、写作,既是媒介负载的信息,又成为淹没女作家的媒介本身。

从巴赫金狂欢化视角透视《黑暗的心》中的俄国人形象

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的论者多就马洛、库尔兹等"中心人物"视角进行小说批评,而忽略边缘人物——俄国人在小说中的声音。文章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俄国人出现的环境,小丑加傻瓜的人物设定挖掘其身上的狂欢化特征,并从俄国人身上体现出的讽刺性模拟色彩、对小说复调体系构建的参与和对库尔兹的加冕与脱冕三个方面说明这一形象在小说叙事学上的重大意义。

听觉传达的模式与结构——论十七年时期的诗朗诵和朗诵诗

作为一种听觉传达与情感动员的方式,诗朗诵在十七年时期极为流行。“大跃进”时期的赛诗会和1960年代初广泛开展的诗朗诵活动具有着不同的组织模式和文本结构,彰显出语境与文本在诗朗诵过程中的分裂。抗战时期“诗朗诵还是朗诵诗”的问题并没有在十七年时期得到解答,与此相反,内在于诗的声音结构无法通过外在于诗的朗诵行为传达给听众的同时,语境的意义逐渐膨胀直至吞噬了诗歌本身。

文人风骨 救世婆心--蒲松龄《仇大娘》与《翻魇殃》对比研读

蒲松龄晚年时将《聊斋志异·仇大娘》篇改编成了通俗俚曲作品《翻魇殃》,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通过对《仇大娘》和《翻魇殃》的对比研读,可以窥见蒲松龄出于社会教化目的而进行的这次改编在艺术上的得与失,及其晚年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对科举的矛盾心态和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在文本改编中的显露。

“文人”与作为修辞策略的“文人无行”

1933年张若谷发表《恶癖》一文,告诫青年文人切勿“文人无行”。鲁迅随即发表《文人无文》,认为文人的种种丑恶不在于无“行”,而在于无“文”。围绕“文人”与“行”,30年代文坛发生了一系列论争,论战者对“文人”与“行”的理解各不相同,结论也殊异。1928年梁实秋以新人文主义的节制与道德反对现代文人的“浪漫”无行,30年代对文人“行”的批判则更多地指向寄生阶级的道德滑坡。文人这一概念与士、知识阶级交叠,既为儒家修身齐家的道德观念规约,又被要求融入无产阶级实现身份转换。职业文人在为“无行”“辩护”的同时,也在追寻出路与社会的认可。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论墨家的“任侠”精神及在后世文人身上的凸显

墨家精神与侠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墨家具有一些"侠"的精神并把它提升到了"任"的层次,这种"任侠"精神具有着贵义重诺、轻生赴死、替天行道,为弱者立言的特点及浓烈的乌托邦色彩。后世墨家逐渐衰微,其"任侠"之气却作为民族文化的一股源流凸显在后世文人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精神气质及创作思想、政治思想及救国理想上,留给我们愈加厚重的思想文化财富。

“自我”的言说与保存——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身份意识辨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手艺人”叙事深刻影响了青年作家的身份意识。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青年作家通过创作谈发表等途径创造出镜像的“自我”,该“自我”被不断复制、传播,部分青年作家陷入了言说的倦怠。青年作家在虚构与现实间徘徊并尝试为自己画像的举动,暴露出其身份焦虑。以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的身份意识为圆心,论文将依次探究从文学传统中走出的“自我”,青年作家创作谈中“自我”的言说与创作中“自我”的保存。

“深入生活”与“表现自我”——新时期初“深入生活”话语流变研究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论赵树理对田间《赶车传》的改编

1950年1月20号,《说说唱唱》的创刊号以内页头条的形式刊载了赵树理改编自田间长诗《赶车传》（1）的鼓词作品《石不烂赶车（上）》,《石不烂赶车（下）》紧接着被发表到当年第二期的《说说唱唱》上。这则材料被淹没在文学编年史只言片语的记叙里,研究者将它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西总部胡同纷争的例证（2）,

十七年创作谈的生成逻辑

《我是怎样写×××的》,代表了一种描述作家本人创作经过的文章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依具体内容不同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如周文《我怎样写<山坡上>的》,回应争议问题,捍卫作者主权;一类如茅盾《我怎样写<春蚕>》,应编辑之邀所写,随创作过程阐发写作经验;一类如谢冰莹《我是怎样写女兵自传的》,多情绪铺陈,关注创作者的内心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我是怎样写×××的》为名的创作谈数量激增,写作情境、写作主体和写作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诗人人格”的创造与分裂——以《少年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1920年,《少年中国》诗学研究号刊载了田汉译盐釜学士《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一文,副标题为"此译呈‘白华’兄的研究桌上"①。文章分为三部分,分别介绍了歌德以泛神论为核心的世界观、人生观与艺术观。文中涉及世界观与人生观、动与静("活动主义"与"静寂主义")、艺术家与自然等20世纪20年代初诗学讨论的重要问题,意在阐明歌德作为"抒情"诗人的人格示范性及"诗人的宇宙观以Pantheism为最适宜"②。

且陶陶,乐尽天真

《河童之夏》 《河童之夏》是一部虽然长达两个多小时却依旧可以叫你安心看完的片子，来自日本导演原惠一的一部动漫电影，适合于每一个想感受美好的傍晚和午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