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声无哀乐论》礼乐批评的再探讨

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认识 ,直接关系着如何理解音乐的本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正是在论声的同时对“乐”详加论述 ,为达到解清音乐的本质 ,阐释了音乐社会功能之所以形成的真相。反映了其音乐理论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文选》六臣注议

唐高宗显庆中,李善受曹宪之学为《文选》作注,人称李善注.至唐玄宗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集注《文选》,人称五臣注.南宋以后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为所谓“六臣注”.清人又从中将李注辑出,成为现在通行的李注《文选》.唐人著述,传世已稀,而《文选》这两种不同的注释本却还完整地留存至令.研究、比较它们的特点和得失,对当今的古书注释和理解是有重大意义的.

阮籍至东平考

阮籍之所以要到东平,司马昭之所以一听阮籍要去东平就大悦,去后之所以仅十余日就还,就在于阮籍通过到东平和《东平赋》向司马昭明确了立场和态度,并表示要对其有所作为。

金元诗歌“温柔敦厚”的审美追求

"温柔敦厚"是金元文士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和审美追求。主要由情性说和尊古说组成。情性说为温柔敦厚的理论基础,尊古说为温柔敦厚追求的目标。这个理论是通过对经学有选择地吸收和演绎,完成了诗歌从政治的道德的标准到审美标准的转化而形成;是以诗为专门之学的产物;促进了诗歌和诗人的独立性;追求诗歌优美、安闲、高逸的意境。

略谈古代通俗小说中诗词之弊端

小说中夹杂有大量的诗词,是古代通俗小说的一大特色。这除了有其积极的作用外,还存在着七大弊端,其原因则在于小说和诗词各自固有的特质间的差异和冲突所造成的不相容。

略论《金瓶梅》中的商官一体化现象

略论《金瓶梅》中的商官一体化现象牛贵琥《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应是封建社会商官一体化的典型。他发迹前经营着铺子买卖，为官之后为商业经营更加重视，利用官宦的身份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狮子街的铺面就是他当了提刑后开张的。他于饮酒作乐之时念念不忘安排查点铺...

论郑珍的诗学观及与元好问的比较

郑珍的诗学观是崇古尊经、修身力行、苦学专精、自得性情。他的诗歌便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结果。郑珍的诗学观与元好问同中有异,这对于解读他们各自的作品有重要的意义。

金代文学与金代社会

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在分析金代社会的基础上来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旨在寻找出正确的研究方法。金之侵宋使金初"借才异代"人士的作品内容单调、意旨晦涩;金代文士政治地位低下,使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十分狭窄;金代以科举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形成文学创作形式主义泛滥;金代统一区域文化的形成,促成文学观念的转变。金代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应依此来分析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金代社会及文坛的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少数民族政权下统一的区域文化形成后的产物。其核心不是反封建,而是女真统治者观念的反映。其写作主旨和元好问等金代文士的理想追求相一致,体现的是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其写情和叙事的潮流,是元代文学兴盛的基础。

论答禄与权《杂诗》及皈依汉文明的原因

答禄与权采用"杂诗"这一体裁,是为了便于表现这一时期复杂的心境。其内容、写作手法、艺术风格和汉魏六朝古诗相一致,但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表现出温柔敦厚的特征。其出仕明朝以及一系列的表现都可于此得到印证。作为亡国的太阳汗的子孙,源远流长的汉文明填补了心灵的空缺,并和远祖的文明融合在一起。这是其真诚皈依汉文明的重要原因。

论倪瓒的“表逸气”“不求形似”及诗歌绘画的融合

倪瓒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其"表逸气""不求形似"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的绘画理念,为绘画者和看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其意义在于将绘画由表物象转变为表我,带来绘画的目的和角色的改变;其理论体现的是画与诗的高度融合。

蚩尤、炎帝、神农关系考

蚩尤和炎帝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后裔或臣属的关系。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不同的两次战争,而且后一次的战争是黄炎联合战败的蚩尤。炎帝和神农并非一个人,古人之所以将其合并为一是因为神农氏是农业时代的部族,而炎帝正是后来农业部族的首领。

从《诗经·唐风》看晋国文化特色

晋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原因,可以围绕季札观周乐时对《诗经·唐风》的评价这个核心,从《唐风》中的"勤""正""忠""预""朴"五个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勤"为富国之本源;"正"为走向成功的保证;"忠"为事业的纽带;"预"为成功的前瞻性;"朴"为前进中的校正器。其形成的原因则在于晋国处唐尧故地,四面皆戎狄,多元文化和谐相处。

论老子的思想结构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其认识道的途径是:无——虚——静。无是其理论的本源,虚是体道时的精神状态,静是体道的必要前提。"常无""常有"则是其关键所在。将这个理论运用于治国之中,则根据无提出无为,根据虚、静提出去智、不争、柔弱胜刚强。无为是老子为治的总纲,去智则是为治的前提,不争是为了无为所采取的措施,柔弱胜刚强则是这一措施所收到的效果。求源式的思维是其特征。

论金院本之特征及金元曲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金院本包含着元杂剧的性质在内,并不是如元代院本一样纯为滑稽之短剧,诸宫调有着多种表演方式接近戏剧。金元之曲和诗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增加了新的质素,但直到今天与诗、词三者还是并行而不悖。其兴起并不是和传统文学相对立,更不可能是取而代之。

长善救失——姚奠中先生教学理念与实践

姚奠中先生的教育思想,在其1939年安徽泗县北乡柏浦组织"菿汉国学讲习班"所手拟教条便有集中的体现。"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正己"包括师生双方,"从义"是端正思想,"博学"是学习境界,"勇决"是落实行动,"用世"是教育和学习的目标。五者既是姚先生的教育大纲,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总的来说,是培养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学问的、言行一致的、自强报国的人才,也就是以培养全面的高素质的人才为己任。那么,姚先生是如何将其教育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教学之中的呢?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教学实践的具体操作的层面,会使我们更受启发,更有利于当前的教育改革。

有韵为诗,格律难废

“旧体诗词”这个名称不太准确,但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比如著有《香港诗词论稿》并在香港主办过十几次“诗词大赛”的黄坤尧教授主张称“传统诗词”,日本人称“汉诗”,还有人主张称“国诗”,等等,都不尽如意。总之都是指中国古代形成的各种诗词体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号召“诗界革命”,“五四”以后新体自由诗大兴,旧体诗词便不再是诗坛的骄子了。但其时隐时显,不绝如缕,在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圈中的命运不尽相同。百年间,旧体诗词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旧韵与新韵、格律宽严、创新体制、旧形式与新内容如何融洽、如何提高艺术质量等。尤其是学术研究对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三不管”现象,自有其复杂的现实缘故。近些年,文学研究界偶有学者关注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也有人以此申请到国家或省、部立项的文献整理或史实梳理研究课题,但总体看来研究仍很薄弱。为此,我们邀请了前辈学人姚奠中先生及目前在大陆、香港诗界非常活跃而且颇有影响的几位诗人学者写了这组文章,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希望引起学界朋友更多的关注。

《全元文》补遗三篇

我们在进行山西古文献田野调查时发现山西浑源孙氏墓碑数通,其中郝采麟、姚匡弼所撰三篇碑文为大型断代文总集《全元文》所未收,可作补遗。同时对碑文相关内容略作探讨。

论梁武帝之亡国并非由于佞佛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他既是创业之君又是亡国之君,历来世人每把梁末的社会动乱及灭亡,归咎于梁武帝的佞佛。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现分析如下。首先,佞佛是南北朝的共同风气,并不只是梁武帝时独有的现象。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到南北朝,进入一个兴盛阶段。南朝帝王,大都尊崇佛教。宋文帝曾对何尚之等人说:“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

《宋书·百官志》系后人补作

笔者曾将《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和《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汪绍楹校本)、《初学记》(中华书局点校本)逐一校勘,结果发现今本《宋书·百官志》和《艺术类聚》、《初学记》所引的内容几乎无一条相合,并且有很大的出入。而除《百官志》外,两部类书所引《宋书》其它各《志》及《传》的内容都只是有个别字句不同而已。因此,笔者认为今本《宋书·百官志》(以下简称《百官志》)已非其旧,为后人所补。现证之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