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型学参项看普通话中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类型及其语义表现

运用语言类型学的成果,特别是Dixon的类型学参项[1]考察普通话中的致使结构,主要是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类型及其语义表现。从句法参项的角度看,普通话中的致使结构分为两大类:综合型(包括形态式、使动式、复合式)和分析型(包括使令式、致动式和隔开式)。分析型是汉语中主要的致使结构,本文着重从语义参项的角度分析了汉语中这三类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义特点,并指出虽然使令式和致动式在结构上更为接近,但从语义表现看,致动式与隔开式更为接近。使令式表达的语义可称为使令义,致动式与隔开式所表达的语义可称为纯粹的致使义。使令义是一种特殊的致使义。

动词上致使标记的产生及其对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影响

汉语史上,分析型致使结构主要有使令式、致动式、组合式和隔开式四类。文章着重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探讨了这四类分析型致使结构,特别是隔开式致使结构的产生。发现在佛经翻译的影响下,汉语中曾经存在更为多样化的分析型致使结构:强化使令式(如"教授一切令离三涂")、强化致动式(如"使众生普令闻知")和强化组合式(如"熬蚕种令黄"),其中,强化致动式只出现在佛经文献之中,是语言接触的产物。

普通话中致使词的三个语法化阶段

致动式是普通话中最常见的分析型致使结构,致动式中标记致使关系的语法成分,我们称之为致使词或致使标记。普通话中共有六个常见的致使词“使”、“令”、“让”、“叫”、“给”和“要”。这六个致使词处于三个不同的语法化阶段,组成了一个语法化斜坡,其中“使”和“令”处于最高的语法化阶段,已经很少用作使令动词,而专门用作致使词,而且由致使词“令”组成的致使结构倾向固化,能产性降低,经常用在关系化小句中,已经具有词汇化倾向。“让”和“叫”处于语法化的中间阶段,二者做使令动词的频率要远高于致使词,而“给”和“要”使用频率最低,还没有充分语法化。

河南武陟方言的子变韵及其形成与发展

武陟方言的子变韵比较成系统,而且与基本韵母的对应也很整齐。子变韵的语法功能基本与普通话相当,但是也有不同,最明显之处就是量词多使用子变韵形式。由于基本韵母与子变韵演变速度不一致,因此造成了基本韵母与子变韵的对应纷乱复杂,只有通过跨方言的比较,才能理清二者的对应关系。

对举的方位复合词

从认知域、逻辑关系、时点、时段等角度分析与对比,"前后"、"左右"和"上下"这三个对举的方位复合词的用法,以历时的语料作为辅证,指出这三个词的分布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格局是因为背后的认知的规律在起作用。

广西三江黄牌村六甲话音系

记录广西三江县黄牌村六甲话的音系,对其音韵特点进行归纳描写,并列出同音字汇。

“最为”与“最是”

在汉语史上“最为”的最开始使用的时期以及发展成熟的时期均早于“最是”,这是与“为”作系词的用法早于“是”作系词的用法出现紧密相连的。“最是”由在中古逐渐发展而至近代普遍化使用,功能增强,并最终在整体上取代了“最为”的使用优势地位;而在佛教文献中“最为”仍然保持着它的优势地位。这与以下情况相一致:“是”在口语中是作为“为”的历时替代词,而“为”由于具有较浓的书面语色彩在不同的场合也具有其存在价值。到了现代,“最是”作副词的用法已不见使用,而“最为”作为一个副词保存下来,这是由语言的经济原则和词语的使用功能决定的。

河南武陟方言的降升式连读变调及其成因初探

降升式变调普遍存在于武陟方言的两字组中,包括叠音词和非叠音词,个别组合如1+4已经扩展到了三字组中。降升式变调源自儿语词,又从儿语词扩散到其他常用词中。降升式变调类似于南方方言中的小称变调,又不同于小称变调,武陟方言中的降升式变调可用在儿语词中,却没有表小的意义。

六甲话两字组连读的韵律变调及其原因初探

广西三江县六甲话的100种两字组声调组合中,有60种发生前变型变调,其中51种变调结果为“11+各原本调”,占总数的94%。这种前字调高度虚化的变调模式形成前低后高、前轻后重的节律,是一种特殊的“韵律变调”。这种变调类型主要存在于壮侗语和南方汉语之中,透露着语言的底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