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作家陈继儒论

陈继儒是晚明重要的小品文作家，当时影响很大。“惟明之中晚，士名噪当时者，前无若李卓吾，后无若陈仲醇。”（清初包《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序》）数十年来小品作家几乎无人问津，现在应当对陈继儒作些必要的研究。生平·思想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

厌弃《春秋》尊《左传》——姚曼波女士《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驳议

自1993年以来,姚曼波女士在多种刊物连续发表六篇系列文章,提出《春秋》一书当不起孟子、司马迁的推崇,《左传》才当得这种推崇,从而认定孟、马所说“《春秋》”必定是指《左传》。并且说从《孟子》、《史记》、《论语》、《左传》及“汉初学坛”,都能证明孔子写下的是《左传》,左丘明不过是《左传》的评论者。自认为廓清了千年疑案。本文观点与姚文相反,认为孟、马对《春秋》的推崇,含有对儒家祖师孔子的美化、圣化,对于这种美化,不能轻率地相信,更不能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文章具体分析了《孟子》、《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并比较了《论语》和《左传》在思想观点、语言运用方面的不同,论定孔子从未有作《左传》之事。姚文的论点论据不能成立,写作的出发声、论证的主观性,都不可取。系误入歧途。

《论语》的释名现在可以论定了——《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的“仑会”即《论语》之“论”的含义

《论语》释名一直是一个悬案,自来有多种说法。现代研究者,大都承认“论”有“编集”、“编次”义。杨伯峻先生却又说各种解释“都不一定可靠,可以不去管它”。汉代学者讲著述活动大量使用“编次”、“编集”义的“论”字,清代段玉裁从文字训诂角度指出“仑”义为有条理的聚集简册,“论以仑会意”,为《论语》释名提供了依据,但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上世纪末出土、公布的《郭店竹简》,其中儒家子思派文献《性自命出》一文,谈到孔子“仑会”《诗》《书》《礼》《乐》,由古文字学知识可知,“仑会”正是汉人“论次”、“论”、“编次”说的源头,使《论语》命名之谜涣然冰释。《论语》之名起于先秦还是汉代,“论”读平声还是去声,都可以由此而定。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 ,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 ,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2年第 6期 )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之数” ,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 ,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 ,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 ,一再随意取舍 ,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 ,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 ,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 ,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 ,使她不顾事实 ,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 ,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 ,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 ,竟然个个熟视无睹 ,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 ,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 ,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 ,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 ,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评《先秦散文艺术新探》

先秦散文虽然被公认为后代散文的典范、我国散文史上的高峰,但从文学艺术角度全面研究它的专著,一向少见。本世纪初至40年代末,见诸报刊探讨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的论文,不过十数篇,论述史传散文的则未见。50年代中期,才陆续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古代散文研究的高潮,但研究者的目光仍多集中于司马迁和唐宋八大家等热点。谭家健教授自50年代起以主要精力治先秦散文,先后出版《先秦散文纲要》、《墨子选译》、《墨子研究》和《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在先秦散文研究领域,是居于前列、成果颇丰的一位学者。

我所认识的李贽——李贽尊孔与反孔试论

本文着重说明 ,以往相当多论者对李贽反孔批儒的论述和评价 ,不够准确、全面 ,只讲他反孔批儒 ,无视其热诚尊孔。李贽全面肯定孔子的治国手段 ,以为孔子远超千古帝王、百世圣人 ,是万亿年载尊亲有加的千古至圣。有时他还视孔子为知音。李贽的反孔批儒起了启蒙、解放思想的作用 ,但是李贽所批判的孔子 ,是被历代统治者和后世儒者哄抬起来作为封建专制和禁锢垄断思想文化护符、偶像的“孔子” ,主要不是“孔子本身”。认为对李贽的一些愤激之言应当做理性的分析。《赞刘谐》、《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是反尊孔作品 ,却常被误认为反孔作品。李贽有反封建的思想因素 ,有率性放任的叛逆行为 ,但他在政治上只是一个革新派 ,仍然维护封建君主制和纲常名教。尊孔时代夸大了他的“离经叛道” ,反孔时代再次予以渲染。要对李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必须研究王阳明和先秦儒家及其典籍对他的影响 ,并且消除学术界依然存在的尊孔和反孔的惯性 。

《洪范》晚出新证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及其弟子刘节发表关于"五行"来历、《洪范》成书战国末年的文章。此后《洪范》成书于战国,成为学界主流意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五四"以来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提出新见,颇有不当否定而否定者。于是有人以为"《洪范》原稿由商代传至周,到春秋前期已基本写定",见于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等作,也是对顾颉刚先生一再表示"赞成"刘节说的否定。文章列举三证:孔子之世流行"六府""五材",《洪范》尚未成书;《洪范》倡导君主专制、绝对权力,属战国思潮;《洪范》用耕、阳合韵,是战国韵例。《洪范》容有战国以前资料,但其主体成书于战国前期,君主"作威作福"之说应出于战国晚期。

《史记》注释的新收获——说《史记笺证》

《史记笺证》是韩兆琦教授用十年之功完成的。《笺证》是目前最完备的《史记》注本,在不少方面超轶前人,可以弥补国人注《史记》而始终未能超越《史记会注考证》的缺憾,具有里程碑意义。

论《逸周书》写作的时代与地域——兼与刘起釪、李学勤先生商榷

对《逸周书》中战国作品的写作时代颇有争议。刘起釪先生以为,其中至少十余篇为春秋作品,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人所引、文体相类者有更多篇章。本文通过文献比较,指出《逸周书》除作于西周史官的宝贵史书(其中少数篇有后人修饰)以外,其余四十余篇均为战国人所作,汉代作品三数篇,时代难以明指者两三篇。其与《管子》、《周礼》等齐国作品思想、文体的相似性,说明这些作品应当作于齐国稷下,明显受到战国中期秦法家、齐法家及齐五行家、黄老家思想影响。以数为纪、顶真修辞格亦盛行于战国。改《六韬》等书之"太公"为周公,是《逸周书》出于田齐的铁证。

论《左传》的成书年代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但有前四世纪初、中、晚期多种不同主张。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辨析分歧的焦点、是非，力图做出更为近实的结论。杨伯峻先生定《左传》成书于前４０３至前３８６年间，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说。本文通过分析书中陈氏代齐的预言和充分列举有关旁证，证明《左传》作者知晓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的历史事件，判定《左传》成书于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认为杨先生所定时代偏早。胡念贻认为《左传》作于春秋末年，左氏对战国历史“全然不知”。本文通过辨析胡氏思想方法之误和对于史实的失考，证实其论断有失客观，并对本文第一部分论点作了进一步申述和补充。

《战国策》等书“诗云”臆测

有的同志说，先秦两汉的古籍凡称“诗曰”“诗云”，一律是指《诗经》。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请看《战国策》中的一些“诗曰”和“诗云”：

司马迁经济思想评价管见

本刊于1988年第3、4期合刊上曾发表了朱枝富的《司马迁与桑弘羊经济思想比较》一文。牛鸿恩文中的某些观点与近年来探讨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文章颇有不同,特予刊登,共议。

也谈“新发于硎”

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把《庄子·养生主》中“刀刃若新发于硎”的“发”解为“出”,影响很大,其间是非,值得一辩。《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载有谢质彬《“新发于硎”解》一文,指出王说不当,应当释“发”为“开”。笔者认为,王说确实不当,但是释为“开”还需要作进一步说明。谢文说,“开”就是浇铸刀剑后打开型模的“开”,“硎”即“型”

论《周易》卦爻辞编定的年代

关于《周易》卦爻辞编定的年代,学者们虽然作了不少文章,但是见仁见智,至今众说不一。较有影响的有三说:殷周之际(持此说者居多)、西周末年、战国初年。后一说时代嫌晚,难以成立,前二说又未免把时代定得过早。先秦绝大多数著作,都不是成于一时,出自一手,《易经》这样的策筮著作,更是如此。《左传》、《国语》所引爻辞尚无爻题,近年考古发现,卦画中的阴阳符号直到西汉尚未定型,而独以为卦爻辞编定于殷周之际或西周之末,很难符合实际。本文想就卦爻辞的内容及《易》与《诗》、《书》、《春秋》的关系,结合有关出土资料,提出一些浅见,说明卦爻辞的编定已入春秋后期,但不晚于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不当之处,希望指正。

《战国策·秦策》札记

七八年春,始于同好选注《战国策》,得以阅览诸校注《国策》之书,诸书精义甚夥,然剩义往往而有。虽予浅陋,亦偶有所得;每笔之于书。今故迻录《秦策》各条于下,以就教于方家。 《秦策一》 《苏秦始将连横》 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练,天下为一。

旅日见闻三议

东京《中文导报》99年2月25日刊登该报记者对自民党国际部部长笹川尧的一篇访谈录,这篇谈话主要是谈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现在把有关论点摘录于下:"日本人是比较老实的,战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人。我们这些人在战争时才10岁,是战争的受害者,和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道了一次歉就可以了,……英国也在中国打过鸦片战争,英国向中国道过歉吗?""我并不隐瞒战争的罪恶。

《韩非子·初见秦》小议

《初见秦》是《韩非子》中的第一篇,又见于《战国策·秦策一》,叫做“张仪说秦王”。这就产生了作品的归属的问题。宋元以来,研究《战国策》和《韩非子》的许多学者都对此发表过意见,但是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 宋朝时,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鲍彪注《战国策》,先后否定了本文出于张仪。鲍彪指出,文中“所说皆仪死后事”,“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策》作“余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