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主导问题,也必然伴随着责任问题,没有责任的约束,政府主导可能由于权力缺乏约束而异化甚至被滥用,从责任的维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厘定政府责任,是必要而且紧迫的。

基于经济与产业发展需求的研究生供给现状分析及改革新路径——以重庆市为例

从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分析了不同国家人均GDP达到特定值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的差异,指明了确定研究生供给规模的新路径;探讨了重庆市整体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需求现状与当前重庆市研究生教育供给现状之间的矛盾,指出了"十三五"期间重庆市学科结构调整及研究生培养规模控制的路径,并针对研究生教育供给改革新路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研究路向与学科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研究之二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体系，首先要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路向。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对象、视角、路径、模式等方面出发，在探寻研究路向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论民间故事的著作权法保护

民间故事作为在中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承载民族精神价值的作品,将其纳入著作权法的范畴能使其获得良好的保护。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间故事首先须明确权利主体,即系统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人、表演民间故事的人和对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的人可以成为主体,应排除国家、传承人等作为主体的资格。同时还须确定其权利客体,由于民间故事确有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点和生命力,因此并非所有包含民间故事的作品都属于该客体,只有符合民间故事内涵和形式的作品才能作为客体独立地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的视角

本文在热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之后,冷静地以知识产权的视角,审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探索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知识产权屏障与支持的进路,分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修正知识产权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边界的可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当下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为此,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教授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教授,与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一道,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式、原则以及保护过程中的文化关怀、青年的作用等进行了笔谈。观点不必一致,学术重在交流,相信我们的讨论,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开展规划评议 助推高教发展——以重庆市教育规划评议活动为例

规划是推进国家建设，促进各行各业改革发展的先导、前提和基础，是核心理念和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教育规划是引领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文本。管理者通过规划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前瞻性预测，有力地指导当下的工作进程。但规划在现实执行中却存在着“今天做规划、明天忘规划”的尴尬现象，由于编制规划特别是执行规划的“随意性”，给公众甚至编制者造成了“走形式”“走过场”的错觉，也才有了广为流传的“规划一一闺画，墙上挂挂”的嘲讽之言。如何扭转规划在制定时轰轰烈烈、执行时置之高阁的困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继承权应属于侵权法的保护对象

关于继承权能否成为侵权法保护的对象 ,理论界并不统一。本文针对“否定说”,从继承权的性质、开始的时间、内容、侵权法构成要件以及法理等五个方面与之商榷 ,并认为继承权应属侵权法保护的对象。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风貌、精神内涵及城市精神的培育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庆独特历史环境条件下,与重庆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有着非常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在重庆独特的高山大河的地貌及移民为主的人口组成的深刻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大河气质、包客气度和奋斗精神,这三种精神的有机融合,其表现形式是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载体是三千万重庆人民。所以,在重庆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将城市精神的培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一方面可以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精神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背后是中国

对于当下的文化遗产热，特别是文化热，我认为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激情到文革和现代化的建设一直串起来看的话，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可以说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可圈可点，是中国新文化和近代文化以白话文为标志的起点，但是它对我们国家固有文化遗产的摧毁也是不能忽略的。到了文革呢，更不用说了。连国外人士都在看，一个古老的中国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对文化进行颠覆的改造或者颠覆的建设？我想这种改造和颠覆对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文化的“负推进”，值得理智地来看待。

我国立法成本的界定与控制

由于受传统法律观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立法活动中存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个 ,制定一个”、“按身份立法”等误区。立法成本是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 ,依照法定的职权范围 ,通过法定程序 ,制定、补充、和废止法律所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全部费用。应以立法预测成本为基础 ,对立法成本投入过程中的一切受控系统进行严格的审查、调控 ,以保证立法成本最小化 。

论监督的腐败及再监督的法律对策

我国《监督法》即将出台 ,理论界对再监督又缺乏探讨 ,因此 ,文章提出了没有监督的监督权必然产生监督的腐败 ,并认为治理监督的腐败的有效形式是再监督 ,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监督的腐败和再监督等概念及内涵。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以“需求”引导,以“主题”促进,以“典型”推动

重庆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是国家布局的五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国家唯一的省级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产业转型升级、公共服务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重庆现有市属本科高校22所，1999年以后新设立的有12所，占一半以上，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存在着“师范院校比重大、复制跟随型多、学科专业趋同、人才培养同质化、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弱”等倾向性问题。

大胆创新管理模式,积极培育质量文化

渝西学院构建并探索"三标一体"教育质量文化模型,将其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收到了洗礼办学理念,规范领导权力,落实依法治校,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学质量等多方面的实际效果,但尚需结合实际去加以完善,才能取得更大的效果,实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目的。

素质教育──教育权利的归结

从法理念的视角分析，素质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人，是基于公民的教育权，尤其是发展权的考虑而提出的。从其基本特征来看，它可以看作是发展权的表征；又因发展权在一定意义上是教育权利的归结，故可引出素质教育是教育权利的归结命题。再者，从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方面看，素质教育亦是教育权利和义务取得平衡的归结。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重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的,但稍嫌不足的是缺少一部专门性的法规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我们参照兄弟省份的立法例,结合重庆实际,起草了本条例的学者建议稿。

对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的作业分析──“建立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的构想”研究之二

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我们建立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的目的是提高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树立中华民族的产品形象，而该系统分析的主要作业，即运用该系统采取的程序、步骤、手段等，贯穿于产品质量责任的全过程，包括战略决策到每一部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论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的特征──“建立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的构想”研究之一

我国的产品质量责任制度处于刚刚起步时期，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因素构成的浩繁工程，它涉及到国家诸方面对产品质量的政策和制度，关系到国家对产品质量采取的管理体制、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产品质量所抱的态度以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认识和评价。因此，建立并完善我国的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十分迫切的实用价值。

论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的价值──“建立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律系统的构想”研究之三

产品质量责任系统的建立使得产品质量责任的研究有了模式保证。

绩效评价开启了高校评价的新思路

中央教科所开展的高校绩效评价非常有意义。第一，它开启了高校评价的新思路，从办学投入出发，向大学产出要质量。第二，它丰富了高校评价的多样性。第三，突破了已有高校评价的局限性。有的评价宏大，有的评价多元，这个绩效评价非常具体，就是看投入和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