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祥龙美学观对现象学的接受

为了实现现象学方法的美学开展、接续并发展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张祥龙在深入接受现象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美学观。其“美感论”中的“美感体验论”接受了胡塞尔的“直观”说和海德格尔的“体验”说,“美感居中论”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思想和海德格尔的“视域构成”思想;其“审美对象论”接受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思想。张祥龙对现象学思想的接受具有准确深入、中西会通的特点,其接受意义有二:就目的言,他通过接受现象学思想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学美学理论,又接续并发展了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就方法言,他的接受与建构实践为如何融通中西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作出了示范。

论张世英的审美观对海德格尔的接受

张世英审美观的建构与其对海德格尔的接受密切相关。其审美意识论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在世结构、惊异等思想;其艺术观接受了海德格尔的世界观、真理观、艺术观和栖居观;其语言观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本质乃是道说、道说与人言之关系、诗乃本真人言等思想。张世英对海德格尔的接受呈现出深刻全面、中西对话的特点。张世英的接受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不足之处亦应得到充分注意。

论叶朗的“美在意象”说对现象学的接受

叶朗“美在意象”说的建构与其对现象学的接受密切相关。其“意象特征论”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思想和杜夫海纳的“灿烂的感性”思想;其“意象生成论”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其“意象真实论”接受了胡塞尔等人的“生活世界”思想、叶秀山的美学思想和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和“艺术观”;其“意象意义论”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和“自由观”。叶朗接受现象学的特点为“中体西用”。其接受意义有二:从接受方法看,对如何融通中西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具有启示意义;从接受目的看,使“意象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如何妥善处理“求同型接受”与“纳异型接受”的关系上,在进一步加强接受精度上,仍有反思必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迄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文学从属政治,到坚持文学疏离政治,直至主张文学与政治互渗的演变过程。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三: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的变化;文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经验体现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呼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吸取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契合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偏狭之见主要表现为二:将文学从属于政治;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破除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思维,刷新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可克服上述偏见。

海德格尔论科学与技术

现代人根本上是无家可归的,家就是指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世界在现代已没落了。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是一种主体性的魔障,技术是一种客观性的命运,科技乃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世界之没落的根源正在于科技对地球的统治。

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

"栖居"指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是在"栖居与物""栖居与筑造"这两重关系框架中来言说"栖居"。前者意在揭示栖居、物与世界的本质关联:栖居乃是逗留于物,物物化世界,终有一死的人逗留于物而栖居于世界。后者意在破除目的-手段模式之迷障,以"揭示"栖居与筑造的"本质性关联":栖居与筑造共属一体,密不可分,栖居即筑造,筑造即栖居。"筑造"本质上是一种"有所带出的生产",而"作诗"则是一种突出的生产类型:让"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显现于"物"("形象"),栖居始终是终有一死者在"物"那里的"逗留",栖居本质上便是诗意的。

经典的诗性与诗性的解读——读《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存在与时间〉前38节的思想》

作为经典文本，《存在与时间》（以下简称《存在》）追问存在，开启了基本本体论转向，也推进了现代西哲的生活世界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存在》还有自身特色：厚积与急就之统一。它一问世就不同凡响。几十年来诸多学人到其中探幽揽胜，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何以要再添上此书（《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存在与时间〉前38节的思想》，张文初著，

开放与突破——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回瞻

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密集指向以下论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历史分期、发展线索;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建构路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方法论问题;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理论基点、重要体系、重要学科、热点问题;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成绩、缺憾、最新发展;等等。围绕以上论域,学界在基本文献的审读、历史语境的还原、理论和文化影响因子的探寻等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之成绩体现为研究视野多样而灵活,具有鲜明的反思性;研究成果丰厚而扎实,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研究范式有效而多元,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但在研究的全息性体系性专门性、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深入挖掘、还原文献的历史语境和凸显文献当下语境的融合等方面,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之建构研究还有待深化与拓展。

审美反映与艺术揭示——钱中文与叶秀山“文艺反映论”之比较

钱中文和叶秀山的“文艺反映论”都是对传统文艺反映论的创新性发展,但二者差异颇大。就“反映者”而言,前者强调创作主体,后者推崇艺术家。在反映者定位和反映者能力的阐述上二者差异明显:前者将反映者定位为“主体”,后者将反映者定位为“在世界中的人”;前者看重反映者的“感动力”,后者看重反映者的“洞察力”。就“反映内容”而言,虽然二者都坚持“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在对“现实生活”的界定和“反映内容”的认定上,二者却有差异:前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客观现实”,后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生活世界”;前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心理现实”,后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基础生活”。就“反映方式”而言,前者认为其是创作主体“改造”客观现实,后者认为其是艺术家“揭示”基础生活。差异成因源自二者在思想动因、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在历史和伦理之间——评电影《湘江北去》的艺术张力

陈力导演的新作《湘江北去》突破主旋律影片的既定模式,在历史和伦理的二元张力之间施展艺术手腕,可以说是近年来少有的具有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的影视佳作。

《存在与时间》的情感论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情感、情绪命名为"现身"、"现身状态",并对之作了本体论-生存论的解读。在海德格尔看来,情感是绝对给予的;情感从本源上看是生存现象,不是心理现象;情感具有不可言说性。海德格尔的情感论迥然有别于当时流行的"情感内在论"、"情感外生论"、"移情论"等对情感的哲学心理学解释;其中隐含着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其所由来与特定的时代情绪有关。

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真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反映了他对存在之追问的深化,对此在存在可能性之探索的拓展,渗透了诗性运思的特质,这是与通常的语言观的根本不同之处。

论海德格尔的诗性生存之思

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是指居住于存在的澄明之境中,大道(存在)通过道说(语言)给出澄明,道说在本真的"人言"即诗与思中保存,诗与思是人之栖居的本真筑造方式。海德格尔的诗性生存之思对于现代人之生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文学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文学路径,体现为构建“创作—批评—研究”的三位一体。在创作方面,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创作理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现实和远景为重要创作题材。在批评方面,建构“多元一体”民族文学批评体系,阐扬民族文学文本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在研究方面,通过调整研究重心、重绘文学地图、聚焦核心论题、加强比较研究等方式,在民族文学经典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关系研究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三种反思路径

“文学主体性”理论一经刘再复提出便引发了热烈讨论^①,其作为新时期文论史上的一个轰动事件,已经终结,但“文学主体性”作为一个文论真问题,却并未过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论史效应也愈益凸显:一是肯定性效应,诸多支持者以不同方式继承、发展、深化、完善“文学主体性”理论,最具体系性的论著是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九歌著、畅广元审定的《主体论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二是反思性效应,很多学者从不同路径入手反思了“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困境与缺失。本文主要关注其反思性效应。

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阶段、特点与意义

海德格尔一生的“物性”之思有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50年代,主要体现在《存在与时间》《艺术作品的本源》《演讲与论文集》这三部著作中。三个阶段的“物性”之思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从目的看,他不是为了探究“物”的实体属性,而是通过对“物”之存在的揭示,以通达“真理现象”;从对象看,他选择的分析实例不是“现成事物”,而是“上手事物”;从层面看,他不是从“存在者层面”,而是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思索物性;从重心看,他不是从“材料来源”角度,而是从“使用功能”角度思索物性;从方法看,他摒弃具有强制性的科学方法,而主要采用“顺适于物”的现象学方法来思索物性;从成果看,他是从“真理”这一高点来界定物性的。三个阶段“物性”之思的差异性在于:“物性”的内涵不同;追问“物性”的视角不同。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具有重要的哲学、美学意义与启示。

“审美-非审美”文论范式及其效应

“审美-非审美”的二元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范式,其生成、分裂与弥合是近40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此范式是20世纪80年代审美诗学的深层语法,它体现于审美诗学的文学对象论、文学主体论、文学作品论和文学接受论四大理论分部之中。但它的内部存在理论裂隙,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争是裂隙在理论层面的最初呈现,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对传统文艺学研究的挑战,凸显、加深了这种裂隙,文化诗学构想则是对其理论裂隙的弥合。此范式仍具有理论价值和阐释潜力,可参照新现实和新观念对其作出必要的改造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