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缺陷与完善路径

在职务犯罪的调查中,“认罪认罚”和“从宽处罚”是一种单向度的关系,监察机关有权决定是否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被调查人丧失了选择认罪认罚并获得从宽处罚的主体地位,律师无法介入监察调查并提供法律帮助,检察机关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这些规范缺陷导致下游程序出现了“三高”或“一高”现象,最明显的是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上诉率明显高于所有认罪认罚案件的平均上诉率。监察调查处于整个刑事程序的上游,为防止调查阶段出现违法行为,并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以及供述的真实性和全案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有必要在告知义务、律师帮助、监督机制等方面,对职务犯罪调查中的认罪认罚制度予以完善。

弹劾证据规则的中国模式——以弹劾侦查人员证言为切入点的分析

作为一种补助证据,弹劾证据旨在争辩证据之证明力。弹劾的对象包括证人的可靠性和证言的可信性,但一般将其总称为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我国刑事证据法吸收了英美证据法中基于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具体的矛盾以及前后不一致陈述这四类弹劾理由,考虑到实体真实主义和证据能力附属化之立法和司法实务现状,我国宜将证据之证据能力纳入弹劾理由之范畴。与交叉询问相比,我国律师更善于通过提出旁证的方式来进行弹劾。法庭对于弹劾证据之审查判断主要侧重其可信性和真实性层面,而且"新法定证据主义"对法庭审查判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确立的弹劾证据规则对于提高律师之辩护质量和保障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论实物证据的鉴真与鉴定——以美国法为参照的分析

鉴真是指确定实物证据真品性的证明活动,"两个证据"规定为鉴真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渊源。实物证据不存在真实性推定、事实和二级事实的区分以及证据可采信的预备问题是鉴真的三大理论基础。鉴真和鉴定都是确定证据真实性的方法,鉴真是鉴定的前提和基础,鉴定是鉴真的必要延伸和补充,它们与最佳证据规则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证据的真品性和真实性。我国应构造诉讼化的鉴真程序。

比较法视野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三种模式

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分为"控方证人"模式和"普通证人"模式。"控方证人"模式以保障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为理念,要求侦查人员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而"普通模式"以查明真相为首要目标,赋予法官传唤、询问侦查人员的诸多权力。两种模式之间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诉讼构造、哲学观和证据法等。中国的"情况说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侦查人员不出庭,其根源在于诉讼构造、庭审方式、业绩考核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反思——以制度外因素为视野

作为日本司法改革三大支柱之一的裁判员制度已经于2009年开始正式施行。裁判员法本身是否规定得当目前缺乏实证的数据,故以日本国民这一法的主体作为线索,着重分析制度施行的外部因素。需要通过控制审判时间、改善经济补助以及在不同企业中作区分对待等措施来提高日本国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要通过法官自我克制,引导国民行使权利以及设置监督机制等方法,来保障日本国民独立地有效地参与进该制度。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中国模式

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可以概括为"控方证人"和"普通证人"两种模式,两者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诉讼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国的侦查人员基本不出庭作证,实践中通行的是"情况说明"模式,主要通过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的方式作证。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我国的诉讼结构、庭审方式、业绩考核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法定情形下必须出庭作证,但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都表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个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实施,必须改革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构建以裁判为中心的纵向诉讼构造,提高庭审效率和律师辩护技巧,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救济。

司法公开论——兼议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

司法公开是现代司法制度基本原则之一,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司法公开包括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我国的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的只有直接公开。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就需要法官来承担法律续造的职能。就司法公开来看,法律的续造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是具有统一性和冲突性的命题。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辩护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以攻代守"地对付政府检控方的辩护方式,也就是通过指控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将"政府置于被告的地位让他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受审"。侦查阶段应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起诉阶段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大小陪审团之经验,构建中国听证式检察审查会。审判阶段之程序性辩护以程序瑕疵和程序无效为两大类而展开。

当前办理刑事辩护业务应注意的问题

刑事辩护的职能在于保障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权利,也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宏观层面上,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活动要做到政治问题法律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法律问题专业化和技术问题细节化。在微观层面上,律师也要做到不私下收费、不许诺判决结果、不打通关系和不贬损同行。新《律师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旧法中存在的"三难"问题,但又对律师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带来了新的挑战,律师应在国家法律政策的框架内,追求"客户利益的最大化"。

美日两国刑事诉讼目的之比较

按照赫伯特·帕克对刑事程序模式的分类,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日本在刑事诉讼目的及其实现手段上的差异。美国坚持正当程序模式,日本受到了美国的一些影响,但实际实施的仍然是以职权主义为背景的刑事诉讼模式。

日本国民参与司法裁判活动的历史概览

日本历史上曾经于1923年实行过陪审制,但由于诸多原因而成为"劣质商品"宣告失败。本世纪初,日本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的裁判员制度也已经于2009年5月开始施行,它的命运是否会重蹈覆辙颇受关注。通过分析陪审制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环境、法律不完善以及等级文化这三大原因都不能再左右裁判员制度的前途了。另外,以日本民族、宗教和教育状况这三方面为依据,可以得出结论:裁判员制度是富有生机的。

自诉转公诉的基础规范和判断标准——以国家追诉利益为切入点

自诉制度主要旨在防范国家滥权不追诉,是对国家追诉的限制,而非排斥。在自诉程序中,检察机关认为案件情势符合一定标准的,可以接管自诉、转为公诉程序。2020年“杭州诽谤案”程序转换所依据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条款存在标准界定不清、缺乏价值制约等问题。我国应在刑事追诉阶段确立国家追诉利益的标准,彰显其限制国家追诉、保障基本权利的价值取向,并为阻却告诉乃论、自诉转公诉、不起诉等制度提供融贯性、体系性的规范准据。国家追诉利益的考量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前者侧重关注罪责和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后者将刑事法嵌入广阔的社会治理中,适度追求国家主权、民族宗教、公共秩序、国家形象等其他公共目标。国家追诉利益标准的适用是一个“不对称状态下的再权衡”过程,检察机关应当围绕考量因素和个案情形,综合评估并充分论证自诉转公诉的必要性。

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程序——从上诉许可制展开的分析

对268份速裁案件的二审裁决书的分析表明,80%以上的被告人都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空白上诉”。为了防止滥用上诉权、保障认罪认罚制度的效率价值,我国应建立二元上诉结构,即在速裁程序中引入裁量型上诉和上诉许可制,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中,沿用《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的权利型上诉。在速裁程序中,被告人应首先向二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法院认为具有合理理由并符合上诉条件的,才启动正式的二审程序。由于上诉许可制限制了上诉权,我们应在法官告知义务、律师有效辩护和检察官抗诉等方面充分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上诉理由包括定罪、量刑问题和无效辩护,上诉审查范围也因权利型或裁量型上诉的不同而分别适用全面审查或“一部上诉”原则。

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多元化的建构路径——以认罪认罚案件为切入点

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公约为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确立了权利型上诉和裁量型上诉两种上诉制度。上诉权的本质是要求国家保障被告人获得上一级法院审查的机会,两种上诉制度都体现了保障审查机会的核心要求。上诉理由审核制是裁量型上诉的重要特征,它体现了被告人申请权和法院决定权的分离,既能确保被告人有机会获得上诉救济,也有助于防止滥行上诉、控制案件数量并维护第一审程序的中心地位。目前,在我国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确立裁量型上诉和上诉理由审核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未来,我国应综合考虑案件类型、刑罚轻重、认罪与否、一审程序等因素以及二审程序的价值取向和功能预期,探索构建二元或多元上诉结构,在上诉阶段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印证证明模式的冲突及弥合路径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关注法官评价证据的心证过程。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规则体现了"原子主义"的思维方式,但我国的排除规则却是将"整体主义"和"相互印证"的逻辑表达于规范和实务层面。这种"整体主义"的证据评价方式源自于对案件实体真实的追求,其本质是用"印证"思维来解决证据能力问题。这会导致实体事实影响法官准确认定非法证据,也会致使印证证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排除规则。此外,心理学中"以融贯性为基础"的推理和相关法律实验表明,"整体主义"会引导法官倾向于不排除非法证据。我们应当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中逐步弥合两者冲突,其中,最低限度的改革要求在于,不能以"相互印证"来处理取证合法性的问题。

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相比,案例指导制度在指导裁判和创制规范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但却在制度构建和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方面面临着诸多质疑。多元化的案例遴选机制没有摆脱行政化的内部操作运作传统,可能无法体现案例中蕴含的普遍法律问题,也可能在事实认定层面损害指导性案例的正当性。此外,在目前刑事审判裁判说理严重弱化的情况下,让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来撰写裁判理由有悖司法亲历性和审级制度的基本要求。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应当参照"的效力不仅明显强于《公报》案例,它们也应当成为控辩双方的起诉依据、辩护理由,法院也应当援引它们进行裁判说理,以此来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创制规则的实践品质。

论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创制了中国独特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它既是保障证据真实性、减少冤假错案之刑事政策的需求,也体现了立法对中国目前侦查活动的特殊关照,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妥协产物。但由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充斥着实体真实主义的色彩,其补正的范围没有得到适当的限制,补正的方法在逻辑层面上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论重复供述排除规则

英美和德国采"个案分析"模式来处理重复供述问题。我国的"原则加例外"模式是一种固定、封闭的分析体系,对裁判文书网上47个案例的考察表明,该模式和司法实务出现了脱节。我国应改采"个案分析"模式,要求法官结合个案情形,综合考虑诸多因素来审查判断重复供述。这些因素包括《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第5条中列举的违法行为、行为影响、供述内容、主体变更和加重告知义务,以及第5条没有涉及的律师介入、两次讯问的间隔和环境、前后供述的一致性等其他因素。明确考量因素能够指导并监督法官合理进行"个案分析"。此外,不能"推定"重复供述是先前违法行为所得,而应按照"推论关系"建构重复供述的证明机制。

论侦查人员的程序证人身份

司法改革的不断发展促成了刑事公诉之"诉"的多元化,侦查人员在不同的"诉"中也相应表现出了不同的证人身份。在程序合法性之诉中,侦查人员的实体证人身份随着程序进程逐渐向程序证人身份转化,这种程序证人身份的实质则是程序之诉中的被告。这种二元身份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回避和作证等问题上。虽然侦查人员作为被告乃程序合法性之诉中的当事人,但是其在缺席审判、申请回避以及获得上诉救济等方面却不具有实体之诉中被告人享有的相应权利。从侦查人员的多重身份这一程序元素反映出程序之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实体之诉,但其本质上仍是一个"迷你审判"程序,程序之诉的完全独立性有待于司法改革和理论研究的探索和拓展。

论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关系

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当被告人不认罪时,律师虽普遍采纳"如果有罪"的辩护逻辑,但却无法克服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之间的矛盾。律师的庭前准备和庭审的资源分配都显示出无罪辩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量刑辩护发展,同时,后续的量刑辩护意见既无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对被告人的保护,也会冲击先前无罪辩护的效果。两者的紧张关系需要按照一定的思路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