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与扬州的对话:从江淮走向世界

由江淮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桐城派及扬州派因学术及文学宗旨的不同,长期以来被视为观念相左的两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考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意气之争,平心论学的一面却被掩盖。经过阮元、曾国藩等人的先后调和,二派得以取长补短,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晚清“日本文体”的壮大引起了两派对国粹沦亡的共同担忧,他们携手抵制,促使更有活力的“新文体”诞生。以曾门四弟子与刘师培为代表的二派殿军都曾走出国门,在与域外知识人互动、互助的同时推动了江淮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更新,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资源。

“国粹”(Nationality)的理论旅行

“国粹”(国粋,kokusui)一词来自日语,是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对英文“Nationality”(中文一般译为“民族”“民族主义”等)一词的翻译。日本的“国粹”概念认可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各自保持各国的国粹发达,为世界文明做贡献。这一以保存国粹来实现民族复兴的观念对于深陷于国家民族危机之中的晚清中国知识人充满了吸引力,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欢迎。20世纪初,“国粹”一词亦风靡于中国,成了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派学人笔下的热词,意指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新文化运动前后,“国粹”一词频频出现于新文化人笔下,却常含嘲讽之意。在“国粹”的理论旅行中,中国的“国粹”概念虽直接受到日本影响,却并非照搬。日本的国粹与欧化最后形成了合流,演变为日本主义;中国则在批判中接受与阐释“国粹”,保留了自我的主体性。

中国人种西来说与近代楚辞学新变

中国人种西来说是清末民初流行的西方学说。它发端于欧洲传教士,经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发扬,再经日本学者转译来到中国,受到晚清学者的欢迎和大力倡扬。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出现了《楚辞》研究热潮,也促使楚辞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质变。文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方法在晚清的《楚辞》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关注《楚辞》,在《楚辞》的纯文学化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晚清学人对《楚辞》的文学建构也被新文化人所吸收,富于情感魅力的《楚辞》成为了新文化人眼中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中国文学的源头、纯文学的代表。通过文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在批评史的视野下重新考察近代楚辞学的新变,尽力还原近代文论史上这一重要的语境。

晚清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小说批评

文学对于传教而言意义重大,传统的中国文学却呈现出种种弊端,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思想革新,也不利于在华传教工作的开展。因此西方传教士表现出改变中国文学的意图,并且这种意图随着传教工作的不断推进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旧文学的批评则是传教士改变中国文学主要表现之一。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小说上。本文认为,新教传教士通过对中国小说的评价和中西小说的比较,为中国小说树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也引发了中国批评家对中西小说结构、叙事等方面的比较;对于晚清文人确立师法西方小说的方向,接受西方的小说观念,扭转鄙夷小说的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及其“本土化”启示

上海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文学也是中外文学交汇的产物。外国人参与的“文学上海”不仅塑造了上海文学,也深刻地参与到了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之中。对于韩国汉学家而言,上海不仅是他们熟悉的中国都市,也是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城市的缩影。研究上海文学,不仅寄托了他们通过文学观看上海及现代中国的心愿,也是另一种反观与思考自我的方式。韩国汉学研究富有个性与创见,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启示。

《导火线》:引领华语动作片新潮流

《导火线》讲述了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黑帮越南三兄弟与香港警方重案组殊死格斗的故事。《导火线》是由甄子丹和叶伟信合作的武打片,本文在细观影片的基础上,尝试对其在混合格斗、文武并重、穿插幽默等新意方面加以评价,并指出其不足。

论晚清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的演变

妓女与革命女性是晚清小说中两种主要的女性形象,看似天差地别,而实际上却存在着复杂的对话与暧昧的缓冲地带。从妓女到革命女性,晚清女性身份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秘密也许可以从小说中管窥。文章选取了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钟心青的《新茶花》与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结合小说广告,来考察晚清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变迁。

《文心雕龙》与刘师培文论的建构与变迁

《文心雕龙》是刘师培重要的文论资源,他通过模仿、精读、重构等方式,将《文心雕龙》的资源吸纳进他的文论。《文说》是模仿之作,并借助《文心雕龙》的资源确立了骈文正宗论;《文心雕龙颂赞篇》和《文心雕龙诔碑篇》是对《文心雕龙》的精读,吸收了刘勰的文体辨析思想,表现出刘师培对骈文文体的坚守;《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则是对刘勰文质相宜文学观的吸收,体现了刘师培文学思想的变化。

两岸一声笑

本是同根生的大陆和台湾喜剧文化,如今已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各自开出不同的花朵。而若移植去对方的土壤里,却是一个怒放,一个干瘪。宝岛的幽默台湾是一方喜剧文化的热土,行走在宝岛,常常会被台湾人的幽默感染。政治人物被塑成可爱的泥塑玩偶,路上挂着令人捧腹的交通标语,报纸、电视上的新闻也常常充满了喜剧色彩。

作为中俄青年想象共同体的文学——“中俄青年作家双边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俄青年作家双边研讨会于2015年11月28～29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主办，由俄罗斯作家协会、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编辑部协办。

三个女人的国家民族寓言——读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马来西亚作家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与其说是一部爱情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寓言。小说的主人公苏其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富家子弟,小说中的三位与他交往的女子可怡、春喜(春天)、白衣女子分别象征了庸俗的现实中国台湾、怀念中的马来西亚、潜在的恋人中国内地,讲述了一个民族国家寓言。表现出作者对中国台湾的失望、对马来西亚的思念和对中国内地的追寻。作品呈现出了现代性、本土性和中国性的杂糅和混血。

桐城与扬州的对话:从江淮走向世界

由江淮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桐城派及扬州派因学术及文学宗旨的不同,长期以来被视为观念相左的两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考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意气之争,平心论学的一面却被掩盖。经过阮元、曾国藩等人的先后调和,二派得以取长补短,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晚清“日本文体”的壮大引起了两派对国粹沦亡的共同担忧,他们携手抵制,促使更有活力的“新文体”诞生。

从近世道学热到新文学中的老庄重构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在近世中国、日本及欧洲悄然兴起。道家的先驱性和革命性在晚清国粹派和新文化人的“接力”下得到了发挥,其文学意义也得到了新的阐扬。在诸子学复兴背景下重读鲁迅作品《出关》与《起死》,对比道家原典及章太炎相关研究,不难发现鲁迅改编的用心所在。《出关》中的孔老之争虽出自章太炎的早期学说,鲁迅却以此影射种种文坛纷争,在小说中传达丰富而独特的生命体悟。《起死》中的庄子则被赋予了较强的儒家色彩,反讽意味强烈。通过对老庄故事的新编,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得以发掘,老子、庄子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进入了现代读者的视野之中并得以重构。

作为中日文学想象触媒的上海——“中日文学关系:以上海为中心”双边研讨会综述

2014年12月6—7日，“中日文学关系——以上海为中心”双边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该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主办，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综合人文研究中心、早稻田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协办。

严复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以新见《美术通诠》底本为中心

严复的《美术通诠》将西方现代纯文学观念第一时间传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却因底本的缺失导致该书的文学批评史意义匿而不彰。近来,《美术通诠》的英文底本得以发现。通过译著与底本的对读,可以看到《美术通诠》不仅是一部文学理论译著,也是严复文学思想精华的集中展现。严复提炼出"讬意写诚"的核心文学观,使中国文论的"修辞立诚"说与西方文论的相关观念得以应合与沟通。他提出的"文人"与"学人"、"情"与"理"之分,也融合了晚明以来的性灵说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中的重要资源,至今依然发挥着影响力。

作为文学的“美术”--美术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

“美术”来自日语,曾在晚清中国一度成为热词,成为了“art”“lterature”"belles-lttes"等词的中文译词。文学意义下的“美术”经过蔡元培、王国维、严复、刘师培、鲁迅、周作人等学人的推广,在晚清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现代意义下“文学”的代名词,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而言意义重大。作为文学的“美术”之所以能够得到晚清学人的肯定与推广,一方面得益于日本明治时期“美术”“美文”观念的传播,一方面也有赖于严复等人对西方文学、美学理论的译介。在近代东西方思想的交汇下,感情与形式、感情与理智的关系成为美术/文学观中重点争论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正是在近代美术观念的传播中逐渐形成、建构起来的。

作为“新文学”试水者的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积极倡导一种'新文学'形式。他们通过举行征文竞赛、创作和翻译传教士小说等方式来创造'新文学'。传教士所提倡的'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具有相似之处,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一定的文学及思想资源。他们所传播的基督教教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与现代文学形态的形成。本文主要借助新教传教士所办的近代英文报刊,分析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活动,展示他们在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中的历史位置。

新教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学语言

晚清是中西交流的黄金时期,新教传教士怀抱着传播基督教义的理想来到中国,希望改变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信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推动了中国语言的现代化变革。中国文学语言经历了文言、浅近文言、白话文等阶段,不同的语言文字在同一历史时期并存、相互竞争,最终由白话文学取代了其它语言形式的文学。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基督教文学的近代建构、传播与流变~

在中国的文学土壤上,宗教与文学的联姻并不乏成功之作。道教文学、佛教文学源远流长,在中国本土化得较为成功;而基督教文学(Christian literature)的发展却困难重重,长期被视为异质和他者,遭到中国文学的质疑,处于被忽略的尴尬边缘。随着基督教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以及西方传教士的极力倡导,基督教文学也开始萌芽。西方传教士希望能在中国建立起基督教文学的范式,因此从观念上积极倡导基督教文学的建立。

作为中日文学想象触媒的上海——“中日文学关系:以上海为中心”双边研讨会综述

2014年12月6日-7日,"中日文学关系——以上海为中心"双边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大会主旨发言人分别从文化、言语、历史背景等不同视角,为我们勾绘出了一幅中日文学关系的立体画面。千叶俊二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作题为《二○年代と九○年代の上海——桐野夏生『玉兰』を中心に——》的发言,对日本当代炙手可热的女作家桐野夏生的小说《玉兰》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刻的文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