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视域下ChatGPT的法律风险及其治理

在ChatGPT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背景下,需要正视其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风险,促进技术与法律的融合。ChatGPT的广泛应用可能冲击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侵犯个人信息权益,引发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对此,通过检视、反思既有的法律规范与规制手段,需要在理念与制度两方面展开治理。在理念层面,不应盲目禁止ChatGPT,而应积极应对个中风险,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处理的平衡,实现个人信息的场景化保护;在制度层面,应实现ChatGPT的综合治理,打造基础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相结合的规范治理体系,形成覆盖研发者、运营者、使用者的全流程产业治理体系,以及政府监督与行业监督联通的监管治理体系。

侦查中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是指处理个人信息所依据的正当法律理由,属于侦查中干预个人信息权利的前置性要件。然而,在数据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侦查机关陷入了超期存储、重复利用、片面使用、重量轻质四种行为误区,致使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存疑。通过分析现行规范可知,侦查中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性质上属于概括授权条款而非特别授权条款,在表述上应采取正向授权方式而非反向禁止方式,在结构上应遵循多元基础而非一元基础。在制度设计上,在侦查中应形成个人信息处理的二元合法性基础,以“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作为法定基础,以“取得个人同意”作为意定基础。

网暴犯罪刑事程序法治理的特征、缺陷及其完善

《惩治网暴犯罪指导意见》引入了网暴犯罪治理的刑事程序法视角。通过协助取证的案前延伸,扩大解释公诉条件,优先使用公诉程序,该规范凸显网暴犯罪治理中的职权主导特征。然而,网暴犯罪的职权治理并不完备,可能不当限制被害人的诉权,也未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因此,在职权治理方面,应明确协助取证的程序要件,降低自诉立案的门槛;在诉权治理方面,应保障被害人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程序选择权;在平台治理方面,应加强国家机关与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合作,积极推进网暴合规业务。

侦查中个人信息知情同意制度的引入与调适

个人信息知情同意制度奉行透明合意的逻辑,与刑事侦查秉承的保密强制逻辑存在天然冲突。然而,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深入推进,在侦查程序中也产生了引入知情同意制度的需求,但需结合刑事侦查的特殊性进行调适。知情同意是侦查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保障个人信息权提供了具体手段,也成为侦查机关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重要内容。对此,应建立“知情+同意”“知情+无须同意”“无须知情+无须同意”的层级构造。其中,“知情+同意”需要建立一般性同意规则与特殊同意规则;“知情+无须同意”要求形塑“概括告知—特定告知—事后告知”的知情权保障体系;“无须知情+无须同意”存在法定保密、不需要告知、妨碍履行法定职责三种情形。个人信息知情同意的具体落实还需要实体性保障措施、程序性保障措施、实体性制裁措施、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共同助力。

调取电子数据的三重维度与优化路径

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处调取电子数据已经成为侦查机关主流的取证方式之一。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网络犯罪意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电子数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以下简称《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均对调取进行了规制。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侦查预审的模式重构

预审作为侦查阶段证据核实的最后防线,也是起诉审判活动的前置基础。通过法条品读及对既成学说的研究,可以推演出预审具备承续侦查、监督保障和诉讼准备三大应然功能。而"侦审分设""侦审合一"等传统预审模式在现实中乱象生成的症结,源自对预审功能体系的背离。为实现预审功能的本位回归,因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基调,祛离侦查本位的诉讼价值,破除"线性结构"的诉讼构造,需要预审重构提供制度支撑。在"大刑侦"格局下布设预审框架,落实主办责任制,辅以证据审核的重点移转和专业人才的培育,以重构与"以审判为中心"逻辑内核相对接的预审模式。

“大刑侦”视域下专业警种的设置与规范

专业警种的设置是对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安全等专业领域犯罪活动高发的应对之策,即通过成立"专业警察"实现对专业化犯罪的对口管控。但警种专业化实践在设置标准、职能界域和模式抉择等方面出现了诸多争议与问题,致使组织机构的变革未达到预期成效。应在"大刑侦"视域下进行专业警种的建制改革,应建立全国统一的专业警察建制,应选用"公安模式"而不是贸然采取"海关缉私模式",应明确专业警察的职责界域。还应注重专业警种的法治演进、人才培育等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以科技定位侦查为视角

保护个人信息不仅是私法和实体法领域的重要使命,也是公法和程序法领域的时代命题。以科技定位侦查为代表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行为加剧了个人信息的失控危机。对此,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框架,但前者存在明显弊端,需要后者予以补充。应顺应个人信息保护的发展趋势,重视对非内容信息和第三方数据的保护,并由司法保护模式和统合式保护模式转向立法保护模式和层级化保护模式。在我国,应以不受监控的权利和不被分析的权利为判断工具,对四类取证行为进行梯度化的体系建构,完善审批程序和令状程序,赋予信息主体同意权、知情权与删除权。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性质刍议与改革进路

《监察法》的出台为反腐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制助力,但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模糊性质却阻碍了改革的深入推进。准确定位调查权须反思传统的特征归结范式、机关隶属范式、一元本质主义范式等研究误区,从本体论、系统论、价值论视域展开解读。调查权具备"执行"、"判断"、"监督"的权力本质,位于行政执法系统、国家监督体系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过渡地带,彰显出擢升专业能力、保障公民权利、校正公权制约的价值关怀,具有行政、司法和监察的复合性质。这要求制度设计应以并重原则为纲。但《监察法》中的调查程序过分关注行政属性,而司法属性的表达鲜有不足,监察属性亦面临强弱失准的状况。对此应诉诸程序调整,实现内部属性比重的动态平衡。

GPS侦查的法律规制

GPS侦查的普遍适用改变了传统的跟踪方式,充分发掘出行踪轨迹信息的办案价值,但也引发了个人信息失控的数据风险。在基本权利保障方面,"信息质量说"比"物理侵入说"和"隐私场域说"更能准确反映出GPS侦查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干预,其强制性主要体现为持续而全面地收集位置信息,进而推断出公民生活的全貌。因此,各国均对GPS侦查展开规制,并在规制方式、规制密度和规制阶段上,分别呈现出由司法规制方式向立法规制方式、由统合型规制向层级型规制、由信息收集阶段向信息分析阶段的发展趋势。我国在GPS侦查领域存在权利基础薄弱和趋势转型滞后的局限。对此,应兼采程序规制与数据规制两条进路:一方面,将GPS侦查分为跟踪辅助型、调取分析型和监控型三种类型,并为其设计强弱渐进的梯级程序;另一方面,应限制性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赋予数据主体个人信息权,并设置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

大数据时代手机定位侦查的制度挑战与法律规制

大数据时代,各类手机定位侦查行为在提升办案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个人信息失控的数据风险,干预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两种基本权利。此外,其在行踪数据、元数据、第三方数据和数据分析四大领域对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形成了制度挑战。对此,应以不受监控的权利和不被分析的权利为纲进行体系建构,将手机定位侦查分为追缉型、调取分析型和监控分析型三类;吸纳隐私权保护路径的程序经验,完善审批程序和令状程序;同时借鉴个人信息权数据保护路径的权利内涵,赋予信息主体同意权与知情权。

论非法口供的裁量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强制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裁量排除。然而,这种二分法的排除体系忽视了对非法口供同样存在裁量排除的可能。非法口供的裁量排除,是指如果采纳供述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排除的程序性制裁方式。作为强制排除的补充,裁量排除可以拓展排除范围,统合价值取向,优化证据体系。其规制对象包括未达到剧烈痛苦标准的刑讯、威胁行为,非法引诱、欺骗的行为和部分违反讯问程序的取供行为。口供的裁量排除应以司法公正为基准,综合权衡各类取供行为对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影响要素。但是,这种排除方式也有制度风险,需要借由规范控制机制和程序控制机制进行纾解。

功能视阈下讯问选择性录音录像的生成机制与规范进路

选择性录制的异化折损了讯问录音录像人权保障与固定证据的核心功能。从证据阶段和诉讼立场两大维度对核心功能进行过程与结果、控方与辩方的多重检视,不难发现选择性录音录像的生成机制在于对预设功能的悖反。结果功能片段式强化,过程功能或然性发挥,在印证博弈的畸形遮蔽下形塑着结果功能消解过程功能的路径;控辩双方在启动、制作、查阅、证明环节的话语权能差值,奠定了控方功能的垄断地位,吞噬了辩方功能的发挥空间。问题规范的关键仍需诉诸功能的本位回归。通过助推观念回正、强化制裁吓阻,以实现结果功能向过程功能的趋势递嬗;限制讯问录制的恣意行使,扩充被追诉方的参与渠道,以完成控方功能对辩方功能的必要让渡。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刍议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呈现出强制性与任意性的二元对立格局,形成了管辖主体、案件性质与量刑幅度的多重界分标准。对该案件适用范围进行阶段性检视,发现立法例外规定缺位、能力结构承接乏力、控辩启动权能失衡,以及证据使用禁止困境丛生等衍生问题。要廓清立法的除外规定、强化获取客观证据的侦查能力、促进录音录像制度转型、完善证据使用禁止的相关规定,以厘清侦查讯问录音录像案件适用范围的规制路径。

论我国证据使用禁止的畸严倾向——以讯问录音录像为视角

证据使用禁止系属德国刑事司法领域用以调整证据能力的理论学说,但我国在借鉴移植的过程中却显露出畸严倾向。对于违反讯问录音录像规定所获口供的证据能力,最高法《防范意见》选用了绝对禁止的立场,并且缺乏明确的例外规定,其部门合意性也低位徘徊。这些畸严表征导致体系逻辑失洽、救济回路阻断、司法裁断失衡等危害。迹其缘由,与证据使用禁止的适用目的偏差和录音录像制度的阶段性局限密切相关。因此,廓清禁止理论的逻辑基点,诉诸不利推定的禁止方式,完善录音录像的配套建制,方能实现畸严倾向的祛离。

法治化背景下侦查功能的反向研判——以侦查功能局限性克服为视角

法治化背景下侦查功能的准确定位关乎侦查工作的开展及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对合程度。对侦查功能的研究不仅涵盖功能发挥的正面解析,从局限性入手对其进行反向研判亦尤为关键。故需从功能定义出发,对侦查功能进行重新界定,进而从实体功能(包括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与程序功能两个维度对之进行论述。以局限性克服的难易程度为界点,将侦查功能局限性进行绝对化与相对化的区分,具体论证调整范围、防控犯罪、主体和程序四大方面的局限性,并针对这些具体局限性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机制和方法。

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专业化研究

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专业化是应对近年来环境保护、食药安全等专业领域犯罪高发的需要,本质属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的再分配。但是,公安机关侦查权专业化配置应该采取何种模式,结合犯罪的危害性与专业化特征,从公民权利扩充和对国外经验借鉴来看,需考量资源分配、法治政策和监督管理等制约条件。通过比较以"大刑侦"为表征的侦查一体化改革模式和以联合执法、行刑合一的行业公安改革模式,可以看出前者更能保障资源共享、避免权力泛化、契合改革导向。因此,应选取侦查一体化的改革模式,并通过人才专业化与侦查法治化为之提供助力。

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视角

长期以来,个人信息保护缺乏侦查程序的必要关注,面临着独立性、专门性、权利性不足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强化了二者之间的交流融合,不仅在侦查活动中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独立地位,也规制了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并赋予了信息主体在刑事侦查中的相关权利。由于刑事侦查的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仍需进行调整改造。在基本原则上,应改造目的限制、信息最小化与公开透明原则;在信息类型上,应区分隐私信息与非隐私信息、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在权利行使上,应运用整体限制与特定限制的方法,避免权利的过度运行;在监管机构上,应发挥预审部门与检察机关的监督功能。由此,通过加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实现侦查程序的数字化革新,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实提供刑事程序法的衔接路径。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权利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推动了个人信息保护从私法、实体法领域向公法、程序法领域延伸,保护个人信息成为刑事诉讼的时代命题。赋予诉讼主体信息权利能够捍卫信息自决利益,遏制国家机关信息处理行为的不当扩张,弥补国家保护义务的体系疏漏,故而成为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方式。对此,美国的隐私权与欧盟的个人信息权均提供了经验借鉴。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存在范围交叉、权能补益与层级递进的逻辑关系,共同构成保护个人信息的权利基础。在制度设计时应兼采两项权利的优势。在权利客体上,区分一般信息与隐私信息;在权利内容上,依信息类型区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依行为强度确立“调取—搜查—分析—监控”的梯级程序,建构概括授权条款与特别授权条款相结合的个人信息处理体系;在保护方式上,引入个人信息权的具体权利。

科技定位侦查与隐私权的层级保护--以美国Carpenter案为视角

以手机定位为代表的科技定位侦查在提升侦查效益的同时,也诱发了侵犯隐私的数据危机,并引起了隐私权、第三方机构数据控制权与刑事侦查权之间的利益博弈。对此,美国Carpenter案作为隐私权层级化保护的标杆式案例,判定公民对手机基站定位信息享有隐私合理期待。该案不仅在侦查调取阶段重塑了隐私权的判断标准,还在侦查分析阶段凸显了隐私利益的层级化特征,进而引发了程序控制的重点由信息收集环节向信息分析环节的转移。相比之下,我国隐私权保护呈现统合性特征。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以侦查行为和信息特质为脉络,建立数据分级调取机制,创设"数据分析"侦查措施,赋予信息主体各项数据权利,改造技术侦查中的监控条款,形成"调取-分析-监控"的梯级诉讼程序,以实现隐私权的层级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