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跃：我看创新方法论

读到长城所关于咨询业和创新方法论的讨论，对我有很多启发，让我想到美国关于科技政策的一些有益的理念，比如说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等。在美国一些总统科学顾问看来，并不是所有基础研究都能直接产生应用，但基础研究是点燃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火花，其效应往往不可预知，但却是革命性、创新性的。其实“外脑式头脑激荡法”就如同基础研究一样，其效应是不可预知的，但在创新中绝对是不可少的。值得注意的是，给总统作科学咨询和给企业做产业咨询一样要通过头脑的激荡，咨询者不光要讨论手段，更要讨论目的，使顾客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更多的选择。

量子力学的两个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科学是靠不同的研究纲领竞争淘汰而发展的。这些研究纲领由指导性的“硬核”和保护性的“辅助假设”组成。本文借用“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在近年科学史家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爱因斯坦和玻尔不同的量子纲领及其对薛定谔波动力学和海森伯矩阵力学创立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早在拉卡托斯之前,爱因斯坦和玻尔就用过纲领(programme)来分析科学的发展,描述自己的科学目标和方法。爱因斯坦认为,从牛顿的“力学纲领”

《碳技术官僚主义:近代东亚的能源体系》评介

VJictor Seow's Carbon Technocracy:Energy Regimes in Modern East Asia is both a landmark study of coal,energy,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East Asia,including Japan and China,and a model for scholars to(re)think doing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e climate crisis.

1963年中国物理学家赴丹麦玻尔研究所访问研究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美关系仍然处于断绝状态而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国际学术交流上处于被动。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格·玻尔访华,达成了中国和丹麦进行长期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协议。1963年中国派物理学家杨福家、张礼赴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打破了中国在国际学术交流上的孤立状态,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界与国际物理学界的交往。但事实上两人赴丹麦的过程颇多周折,最后是由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批准,而且二人在玻尔研究所的国际科学交往也受到了国际和国内政治的限制。本文挖掘并梳理了张、杨二人在历经各种波折后终于赴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的历史,分析了其背景、影响和意义,表明丹麦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与窗口。这段历史也反映出冷战中中国与西方学术交流的状态和限制。

首次国际地球物理年与一个中国的原则

1957-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学术合作。论文叙述了中国参与及退出这次合作的过程及原因,并着重分析了中国退出后的工作及其影响。文章最后阐述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原则的演变。

从康奈尔、列宁格勒到哥本哈根、加州理工 清华大学物理学家张礼教授访谈录

访谈整理者按受访人张礼（1925-），原籍安徽祁门，出生于天津，理论物理学家。1946年从辅仁大学毕业，先后在山东大学、辅仁大学任助教。1948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49年回国赴解放区，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1953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做理论物理研究生，1956年获数理科学副博士学位。

从杰出华裔女科学家到企业家 林颖珠访谈录

访谈整理者按林颖珠，女，1932年生，祖籍山东，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附中，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1957年赴美留学，1959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1963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田纳西大学太空研究所工作，研究磁流体发电，后任该所能源转换发展计划负责人，1988年她从田大提前退休，成功创立ERC科技咨询公司。1985年林颖珠荣获美国女工程师协会颁发的最高奖“成就奖”。2013年荣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为什么美国没有设立科技部?

美国之所以未设科技部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它的体制对联邦政府职能的限制,共和党追求"小政府"的理念,行政与立法的互相牵制关系,冷战时期以军方为主导但多元的联邦科技资助系统,科学家既依赖于政府但又担心被政府控制的心理。本文在对美国早期关于科技政策的争论作一简短介绍后,重点围绕1957年苏联发射卫星成功后,在美国引起的关于"是否设立科技部"而进行的争论,以及随后几十年的美国科技政策体系的演化,来探讨其不设科技部的原因。

跨国数学和迁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陈省身、华罗庚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本文根据中美史料重建中国数学家陈省身和华罗庚在20世纪40年代访问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过,尤其是他们与该院两位著名数学家维布伦(Oswald Veblen)和外尔(Hermann Weyl)的交往。文章提出,陈省身和华罗庚在中美之间进行跨国迁移时,他们的动机和选择比现有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更加复杂和多面,而且是社会、政治因素与个人、专业考量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文章用他们的经历来论证跨国科学交流对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20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受加州理工影响的台湾学子 吴建民教授访谈录

吴建民（Jain-Ming“Jimmy”Wu）,气体动力学家,1932年生于南京。1941年他被迫进入上海日租区的日本寻常小学读书,后成为全校学生总队长。1947年随母亲到台湾,就读于台湾师范学院附中,结识女友林颖珠,并受她的影响转学工程。进入台湾大学后,他选择攻读机械工程系航空组,1955年获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为了积累赴美留学的费用,他从台大毕业后当了两年编译官。

美国近现代科技环境政策史研究 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到奥巴马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出国留学生，我很高兴我的书《在卫星的阴影下》的中文版能与中文读者见面①。尽管这本书讲的是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 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在冷战中的历史，但我希望它能对国内探索科技体制改革有所借鉴。我在书中想要阐明的是，在今天，像在冷战中一样，

书评: 《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张剑著:《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460页,定价49.00元,ISBN∶7-5328-4978-3。在20世纪上半叶,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学社团当属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不仅标志了中国科学家迈向专业化的重要一步,而且在众多方面深远地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科学、教育以及社会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张剑在书中对科学社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时间跨度从1914年开始,叙述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科学留学生如何创建了该社,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集中管理的科学政策下,民间社团独立机构失去了生存空间,导致了科学社的解散。

高科技的历史图景 评《前沿科技评论》

王国强,《前沿科技评论——全球视野下的创新发展与选择》,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8月,定价:79元如果你希望对近百年来世界和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获得一个既有宽广视野又有一定深度了解的话,王国强博士的这本《前沿科技评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众多的前沿科技领域中,这本书选择了五大"热门"类别——信息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交通、材料和能源.

李政道杨振宁遭遇冷处理六十多年前中国人第一次获诺奖

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因质疑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仍持有中国国籍,因而他们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许多中国人误认为他们是美籍华人,同中国政府在当时及后来的冷处理(低调报道)有关。通过回顾中国政府的新闻报道在1957年是如何处理李、杨的科学成就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件事,分析了这种处理方式背后的原因:冷战中海峡两岸以及中美之间的对峙;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争取杨振宁回国失败,同时也揭示了1957年的诺贝尔授奖典礼上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出席的原因。

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

首先谈谈查汝强同志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查汝强同志对许多科学概念的理解是混乱、甚至错误的。举例如下: 关于相对论,查文说:"物体进入高速领域后。

1949年前后留美学生组织及其期刊

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和留美科协 上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有20多个全国性中国留学生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类别有专业团体、宗教、社会、校友等，它们大多是上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成立的。此后由于内战时局混乱，中国留学生的社团热情日渐消退。进入30年代直至40年代中后期，全国性中国留学生组织只剩下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了。

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历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1914-1915年由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建立,1918年总部迁回中国以后其在美国的组织一度涣散。1929年科学社理事会和总干事杨孝述委托清华大学留美监督梅贻琦重组美国分社,选举职员,召开年会,联络留学生,加强中美科技教育联系,成效显著。后来在1931年底梅贻琦被召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由赵元任、汤佩松、任之恭、裘开明等继续组织美国分社活动。本文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美国分社1929-1936年档案资料进行考察,认为科学社美国分社的历史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一直有着广泛的跨国因素,科学专业精神和爱国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科学家的两个强大驱动力,而自我管理是以科学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科学家共同体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贡献。

量子力学的两个研究纲领

量子力学史是极其复杂、迷人的。在20年代确实存在着分别以玻尔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两个量子研究纲领。其分歧集中在量子解释的因果性、连续性和时空直观描述可能性上。爱因斯坦觉得只有符合这些属性的场论才能满意地解释量子现象。他的场论影响了德布罗意、朗佐斯·薛定谔和波动力学的创立。玻尔则认为要解释量子非得改革经典物理学的上述特征不可。他的量子纲领主导了量子论的研究。量子力学物理和哲学基础的最终阐述是两个新量子论在等价性发现后在玻尔纲领主导下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