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隋代《尚衣奉御尹彦卿墓志》研读——兼说“小陵原”与“少陵原”的名称沿革

新得隋大业十二年《尹彦卿墓志》拓本一帧（图一），云近年出土于西安市城南长安区，石存未详。拓本高23、宽22厘米，志文11行，满行12字，楷书。似此类小于25厘米见方的隋代墓志小品（不含砖志），以笔者所见，还有河北武安出土今存辽宁省博物馆的开皇九年《洪州刺史张僧殷暨子骑兵参军张潘庆墓志》为21．7厘米见方，

隋代宫人的膺选标准与社会期许——以隋代宫人墓志铭为基本素材

墓志铭记录人的生平,最容易掩瑕录美,然而墓志铭的描述又往往烙印着社会的理性,着意流露并代表着当世的道德风尚观念。隋代宫人的膺选标准主要表现在容貌美丽、品性柔顺、出身良家、德才兼备等几个方面。每位宫人入选标准的求大同而存小异,实际上正反映了隋代社会对膺选宫人的诸多理想化期许,因而也正可以藉以探讨和考查隋代社会对宫人阶层的一般理想化审视,并为进一步了解隋代社会对女性道德规范与妇德准则的认识提供史料依据。

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图卷——新出隋开皇八年《朱干墓志》笺证

吴郡钱塘朱氏是南朝齐梁间文学世家,其后裔在进入北周后竟不为史载。新出土的隋代《朱干墓志》所揭示的正是朱氏一族在周隋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轨迹,并为其家族世系的链接补备了重要阙环。由于墓志的序和铭是出自南朝文学领袖明克让与庾信之手,故对于补备他们的遗文和研讨入北的南朝士人交往关系保存了珍贵史料。其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南朝士人行迹与文化传承,也为进一步探究周隋间的政治文化倾向特别是文化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隋代宫人制度及相关问题

对隋代宫人制度的研究,目前学界尚少专门的讨论文字。结合《隋书》相关志传与隋代宫人墓志,探讨隋代宫人制度的设置与演变、隋代宫人墓志所记职司等基本素材分析和隋代宫人所参与的其他事务及活动诸方面问题,揭示隋代宫人六尚与六局体系的渊源及建设情形,认为六尚的体系可能导源于北周的"中宫六尚",但隋代的建制则更加整饬完善。并对宫人公服制度问题有以爬梳,确认隋代的宫人公服制度无疑担承了由北齐北周到唐代之间嬗变的桥梁,同时又呈现着隋代独特的公服元素。

礼遇与怀柔:江南士人流寓隋朝的文教事功——以新出隋大业十三年《包恺墓志》为中心

新出隋代《包恺墓志》是一篇可资佐证史籍的重要石刻文献。包恺是在隋灭陈之后进入长安的一位南朝文士,《隋书》《北史》皆为之立传,所惜史传甚为简略。而新出《包恺墓志》所载事迹可谓赅详,又多能与梁、陈、隋史事互为补充印证,颇见史料价值之重要。特别是包恺在隋主要从事修书、讲史等文教活动,其友好交往亦多为流寓隋朝的江南士人,因而适可通过这一特殊群体的文教事功,展现隋王朝对江南文士的"怀柔"策略之功效,并揭示江南士人在隋朝文教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长安新出隋《张寂墓志》与隋代宦官史事辑略

对于隋代宦官史事的研讨,因限于史源的匮乏而一直显得较为沉寂而薄弱,其服务于宦官机构的人物与职能亦颇见稀少而不详。近数十年来,幸有墓志文献络绎出土遂得以稍窥隋代宦官人物与史事之一斑。本文意图藉助对长安新出土隋代仁寿元年《张寂墓志》的研讨,而进一步将所能见知的隋代宦官文献予以梳理补充并做综合考察,以期在隋代宦官人物史事乃至职能制度层面有所认知。

国内城高氏: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新发现唐上元元年《泉府君夫人高提昔墓志》释读

西安新出唐上元元年高句丽移民后裔《高提昔墓志》应做如下释读:一是高提昔的父祖在贞观十九年因投诚而移民入唐并定居长安,因分别担任边防重地的易州刺史和京师所在地的高陵府折冲都尉,遂得"因兹胤裔,族茂京都"。二是以卒所与葬地而言,能够在长安扎根繁衍的高句丽移民委实不多,故此高氏一族值得重视。三是高提昔年届26岁方才嫁于同族人泉氏,亦尤需关注。这可印证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在尚未亡国之前乃至亡国未久之时的民族认同心理及其家国归属情结,乃至初唐边疆移民与中原民族融合的态势和旨趣。四是"国内城"、"水镜城道使"与"大相"等地名与官名,也为考证地理与职官的沿革提供了新元素和新视角。

读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隋墓志三种

《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收录六种隋代墓志铭,现将其中尚未考证的隋开皇六年《陆孝昇墓志》、开皇十四年《李平墓志》、开皇十九年《崔显墓志》这三种新见隋墓志分别加以释读。

长安新出隋《秦僧伽暨妻徐氏墓志》小考——兼说北朝隋唐墓志中的“地主”一词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秦僧伽暨妻徐氏墓志》新近出土于西安,墓志揭示了丰富的为当时长安县所辖乡里名称,并提示出类似于"地主"的葬地所有者问题,颇有史料意义而值得探讨考说。

长安新出隋开皇十八年《韩恒贵墓志》疏证

长安新出土《韩恒贵墓志》史料价值甚高,韩恒贵父韩褒在正史有传,其得以在北周与隋代相继宦途顺利,正是借其父的声名功业。其祖籍燕州昌平亦与正史不同而值得留意。另外墓志书法也是当时楷书流美一派的典型。

《登科记考》纠谬四则

1.《记考》卷11大历十年进士著录“卢士阅”,按《千唐志》咸通二年《砀山令郑纪故卢氏夫人墓志》云:“夫人皇考讳士阅。建中之际,以秀才升第,位至使府监察。”《墓志》记士阅登第在“建中之际”,非是大历十年,当依《墓志》为准。2.《记考》卷21开成二年进士著录“沈黄中”,编者徐松于此年下又引《云溪友议》云:“高锴司贡籍,……商锴先进五人诗,奏曰:‘臣锴昨日奉宣进止,令将进士所试诗赋进来者。……其次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臣与第三人’。”按《千唐志》大中十二年《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中黄墓志》云:“讳中黄,字中美,本吴兴人。……乡荐神州,名在殊等,贡于有司,第登甲科。宗伯高公锴疏青蒲曰:‘沈某所试《琴瑟合奏赋》,有似《文选》雪赋、月赋,臣与第三人’。”又《千唐志》大中八年《登封县令吴兴沈师黄墓志》亦题“仲兄中黄撰,仲弟佐黄书”。《元和姓纂》卷七吴兴沈氏亦云:“中黄,大理司直。”由此可证《记考》之“沈黄中”

《新旧唐书人名索引》订补举例

近读新旧《唐书》与《千唐志斋藏志》(以下简称《千唐》),因不时翻检《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深感《索引》为读者做了一件省时省力、简捷方便的大好事。然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故随手做了订补,凡40余条,兹分为五种类型,摘其大要,举例说明,谨供编者、读者参考。一、一人误为两人(1) 《索引》第1276页之“苗积”与同页之“功稷”实为同一人,“积”为“稷”之误。应将“苗积”移并“苗稷”条。按:《旧唐书·崔群传》云:“处州刺史苗稷进羡余钱七千贯,群议以为违诏,受之则失信于天下,请却赐本州,代贫下租税,时论美之。”

两《唐书》校误二则

两《唐书》校误二则《旧唐书·韦凑传》云：“景龙二年，转太府少卿，又兼通事合人。”按“景龙”（各本均同）应为“景云”之误，中华书局本校勘记失校。以其前文有“凑，景龙中历迁将作少匠、司农少卿。尝以公事他宗楚客，出为贝州刺史。睿宗即位，拜鸿护少卿，加银青光...

唐《乙速孤行俨墓志》及相关史事考

乙速孤氏为代北胡姓,目前已出土的相关墓志有乙速孤行俨夫妇两石和乙速孤行俨之弟乙速孤行均子乙速孤直一石。《乙速孤行俨墓志》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嗣后亡佚,仅见拓本存世,尚未见有研究刊布。本文谨据《乙速孤行俨墓志》存世善拓本予以录文,并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对乙速孤行俨的世系、婚姻、历官及其家族兴衰与宫廷政变的关联等问题略作考证。

可以永恒的传承--写在《黄永年谈艺录》出版时

岁月在冲刷着一切有形的痕迹,同时也在消融着自以为可以深藏心底的记忆。不知不觉而渐行渐远,也许可以永恒的只是一脉传承,或者一片希冀。“一年容易又秋风”,蓦然回首的时候,竟又是一望萧疏的天地。忽然想起允诺过的事情已经迁延良久,那就是要为已故恩师的著作出版写一点文字,于是,再捧鸿文而重温胜义。我的恩师,就是黄永年先生,而由先生的哲嗣寿成兄编辑的先生的书,就是《黄永年谈艺录》。

唐 王女节墓志

墓志主人王女节,字修仪,琅琊王氏,历经南陈、隋、唐三朝,于贞观十年(六三六)七月七日离世,同年八月三日葬于雍州万年县义善乡兴寿里,享年六十五。依据墓志记载,其为东晋开国元勋、王导之后。王女节十二岁时嫁给了陈之皇族陈叔达。

隋代东都洛阳城四郊地名考补——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

对隋代东都洛阳的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是关于城坊的考订,前贤已多有用功并成就斐然,而对东都洛阳四郊地名的整理,鉴于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匮乏,尚待掌握较为充分的出土墓志资料方得展开。新近出版的《隋代墓志铭汇考》,适为本文的研究及撰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本文旨在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并结合传世文献与今人成就,对隋代东都洛阳城四郊的河南与洛阳两县所辖乡、里、村、原、园、桥、山、屯等地名,分门别类,稽考订补,期能继踵前贤,略进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