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汉堡·1902)第3号决议案研究

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中国新疆进行第一次中亚考察后,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于1902年9月在德国汉堡召开,并专门通过了第3号决议案。第3号决议案感谢委派斯坦因进行考察的印度总督寇松及印度政府,也感谢为斯坦因考察提供帮助的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马继业、中国新疆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于阗县知县韩瑶光、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等人。本文对第3号决议案出台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梳理,对斯坦因与潘震、韩瑶光等官员的交流过程进行了还原。本文认为,第3号决议案的主要目的,是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做铺垫。本文还认为,在近代中亚考古学、丝绸之路考古学、广义敦煌学等学科分支的起源过程中,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体系及其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曾起过推波助澜作用。

凯尤佛《东亚史》与“丝绸之路”概念的确立

学术界普遍认为,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1卷中首创了“丝绸之路”一词。本文认为,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于1838年出版的《地球科学》第8卷中首创了“丝绸之路”一词。因此,我国学术界应该以“李特尔首创说”取代“李希霍芬首创说”。但李特尔《地球科学》第8卷中仅使用过一次“丝绸之路”,孤证难立。德国历史学家凯尤佛于1858-1860年出版的3卷本《东亚史》中,共10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从而完美地确定了“丝绸之路”概念。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本文是作者2007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过程中，于1907年春、夏两季到甘肃省敦煌县考古。当时，敦煌县农民正在进行抗缴采买粮的运动，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白喉。斯坦因乘敦煌县局势不稳定之际，利用敦煌县文武官员全力处理官民矛盾、无暇顾及文物保护的机会，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士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文物。随后，斯坦因又利用敦煌县农民暴动后甘肃西部政局混乱之机，将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造成敦煌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流。

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 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西方古典地理学家托勒密著《地理志》中对"赛里斯之路"的记录过程,以及近代英国东方学家玉尔著《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对"赛里斯之路"的研究。本文认为,上述记录和研究,是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著《中国》第1卷中创造"丝绸之路"一词的学术基础。

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馆驿文书考察之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是中国版图空前辽阔的大统一时期,也是中国和西方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与此相适应,唐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完备的交通体系——馆驿制度。纵横交错的驿路干线支线、星罗棋布的驿站马坊等设施以及穿梭于其中的以马匹为主的交通通讯工具,保证了唐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保证了唐朝与周边各族、各国间的联络工作。因此,无沦研究唐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抑或研究唐中西交通及丝绸之路,都必须涉及馆驿制度。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版本问题研究

学术界一直以为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刊于《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其出版时间1909年11月7日也被当作中国"敦煌学"的起源日期。本文梳理并研究了罗文在1909年内的各种版本,认为罗文应写成于1909年9月29日,随后交董康诵芬室刊印,10月3日印成的诵芬室本才应是罗文的第一个刊印本,即原始版本。此后出现的罗文各种版本,包括11月1日出版的《燕尘》本、11月1—11日间连载的《民吁日报》本、11月7日出版的《东方杂志》本、11月12日出版的《朝日新闻》简略日译本、11月13日至12月12日间出版的广雅书局本等,均源自诵芬室本。

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

1986年至1987年,美国历史学者苏珊·伊丽莎白·莫洛索斯基(Ms.Susan Elizabeth Mrozowski)随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王冀青学习中亚美术史,并拟以调查研究美国各公私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典藏的中亚文物为合作课题。1988年至1989年莫洛索斯基任职于华盛顿市史密森学会新建的赛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The Sackler Gallery of Asian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利用便利的工作条件为这项课题寻访到部分有关资料,由王冀青撰写成该文。莫洛索斯基于1989年底转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学位。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

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与北京学界有过学术交往,直接导致中国"敦煌学"的起源。北京学界为了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曾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但由于史料缺乏、混乱,关于伯希和访问北京、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等事件的相关日期和细节等,长期存在着争议和未解之谜。此文依据最近刊布的几条新资料,对作者以前曾探讨过的相关事件主要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证,确证了北京学界于10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等日期的正确性,确定了公宴参加者"宾主廿四人"中19人的姓名,并修正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近代欧洲法显研究之起源——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西译开笔200周年纪念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中,法显《佛国记》是最早受到欧洲学术界关注的一部书。旅法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于1816年开始法译《佛国记》,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30年开始法译《佛国记》,但他们生前都未能完成翻译工作。法国汉学家兰德瑞瑟于1835年接手克拉普洛特和雷慕沙的未竟译稿,在此基础上继续翻译,并在法国印度学家布尔诺夫的协助下,最终完成了《佛国记》法译本,于1836年在巴黎出版。今年是欧洲学者开始翻译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200周年纪念,也是《佛国记》第一个西译本问世180周年纪念,本文简述《佛国记》法译本的翻译背景及过程,以示纪念。

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

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五六万卷的文献,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敦煌藏经洞虽然发现于1900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则是从1909年开始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敦煌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对百年敦煌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敦煌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对敦煌学今后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我们邀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敦煌学家,以百年敦煌学术史为主组织了本组笔谈。其中,柴剑虹先生提出要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应特别关注与西域、中亚、印度密切相关的一些学问,诸如藏学、吐鲁番学、西夏学、于阗学、丝路学等。王素先生从本人研究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敦煌文献的调查仍须继续推进,敦煌文献的公布还须再接再厉,敦煌学的学术史应进行系统清理。据方广锠先生的统计,世界各国所藏敦煌遗书,汉文部分总计大约是58000号,并根据其长期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指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研究价值、文献研究价值和文字研究价值。郑阿财先生以敦煌文学的研究为例,探讨了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刘进宝先生提出要加强对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并应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和报刊报道资料,抢救保存并利用有关人员特别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研究专家的回忆录、录音和录像等资料。王冀青先生则研究了敦煌学术史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的时间是在1908年他就任安肃道道台之后。

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

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是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坐镇安西遥控私购的第3批藏经洞出土写本约230捆,其数量远大于斯坦因1907年5月28日、6月6日在敦煌莫高窟私购的第1批、第2批藏经洞文物之总和约140—150捆。以往学界研究英藏敦煌写本的来源时,多关注斯坦因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间在敦煌莫高窟的购买活动。文章主要根据英藏斯坦因档案资料,首次对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购敦煌藏经洞写本的事件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复原了这批文物在随后的外流过程路线图。

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

英籍德裔东方学家霍恩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广义"敦煌学"的先行者。霍恩勒从1891年至1918年间整理、研究与刊布流入英属印度和英国的中国西北出土文物,长达27年之久。本文以霍恩勒解读、研究、刊布"库车文书"的过程为粗线条,对霍恩勒一生在中亚考古学领域的主要贡献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概述与总结。

库车文书的发现与英国大规模搜集中亚文物的开始

英国大规模搜集中国西部文物是从1893年开始的。而导致这一举动的直接原因是1889年库车文书的发现及其公布。本文试论述1889年至1893年之间由于库车文书的发现、库车文书中鲍尔写本、韦伯写本的公布、英俄对库车文书的争夺从而导致英属印度政府于1893年8月下令官方搜集中亚文物这一段历史过程。一、库车文书的发现1889年,库车觅宝人在库车城周围发现了大量文书,这批文书是闻名于世的英国“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韦伯写本(Weber Manuscripts)”、“

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1)王圆禄于1900年6月发现藏经洞后不久,便给驻扎在肃州(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廷栋赠送藏经洞出土写本;(2)这个事件标志着藏经洞写本外流之始,廷栋是第一个获得藏经洞写本的甘肃官员。本文在对廷栋生平进行探索的基础上,认为廷栋迟至1906年才从东北来到甘肃任职,不可能是第一个获取敦煌文物的官员。廷栋在清末于1906—1908年间任甘凉道道台,于1908—1911年任安肃道道台,辛亥革命后于1911—1913年短暂留任安肃道道台,1913—1918年在肃州经商,1918年初被杀。因此本文认为:(1)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只能在1906年以后;(2)廷栋大规模搜集敦煌写本的时间,应该在1908年以后;(3)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肯定在1906—1918年之间,而1908—1911年间是廷栋搜集敦煌写本的最佳时间段。

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于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是中国敦煌学起源的见证人之一。金绍城于1910年8月20日至1911年5月21日进行环球旅行期间,于1910年12月在巴黎两次面见法国汉学家沙畹,了解到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新疆、敦煌获得的简牍,并设法从沙畹处获取简牍的照片。为给金绍城提供简牍照片事,沙畹和斯坦因于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多次往来通信。沙畹于1913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是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一书的资料来源,而这两部名著分别标志着简牍学在欧洲、中国的起源。根据罗振玉为《流沙坠简》写的序言中说,某"乡人(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第一次告诉他有关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该乡人"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本文作者曾推测该"乡人"可能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现根据新资料放弃前说,倾向于认为该"乡人"更有可能指金绍城。本文证明,金绍城是最早赴欧洲调查中国西陲出土简牍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

蒋孝琬晚年事迹考实

蒋孝琬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的主要助手,两年间帮助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甘肃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将大量中国西北文物走私出境。蒋孝琬于1907年在敦煌莫高窟代表斯坦因从王圆禄道士手中骗购数千件藏经洞出土文物,于1908年在新疆和阗为敦煌文物初编目录,因而成为"敦煌学"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结束后,蒋孝琬于1908年被新建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聘为汉文秘书。该领事馆于1911年升格为总领事馆后,蒋孝琬仍任汉文秘书。191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退休前夕,考虑到蒋孝琬不懂英语,继任各总领事又不懂汉语,很难合作共事,遂建议英属印度政府尽快物色懂英语的汉文秘书人选,以替换蒋孝琬。虽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多方寻觅,仍长期无人应聘。于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不得不一年一聘蒋孝琬,直到他于1922年3月17日去世。本文主要利用英国藏蒋孝琬档案,对1908—1922年间的蒋孝琬晚年事迹进行一次梳理。本文通过例示蒋孝琬崇洋媚外、倚洋自重的品行,揭示近代中国西北文物外流过程中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内因。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

伯希和的1909年北京之行,直接导致中国、日本狭义"敦煌学"的起源,因而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有关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各主要日期,包括他到达、离开北京的日期,及其在京重要活动的日期,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可信定论。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了两个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90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百余年来经常被当作确切日期引用,但显然与其他史实不符。本文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涉及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几个主要日期进行了考证和矫正,认为伯希和于1909年5月21日离开河内,应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抵达北京,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北京学术界的公宴,应于1909年10月11日傍晚从前门站乘火车离开北京,最终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