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之转换

肃、代、德宗之际是唐后期商业政策用商型干预模式的形成、确立时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财政危机之中,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是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唐政府优先发展官营商业,引商人、商人经营方式入官营商业领域,并借助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改进官营商业运作模式。唐政府对非官营商业,则以开征商税、苛征与掠夺等方式,变商利与商人财富为我所用。据此,单一农业型财政被农商混合型财政所取代,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国古代文本阐释的双轨与多维

本文借鉴库恩“科学范式”理论，揭示我国古代文本阐释的诸种形态，并根据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思路，分析“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主体文本阐释范式的理性特征，进而肯认古代文本阐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陈寅恪历史阐释两题

陈寅恪先生为寻求振兴中国文化的历史借鉴而研究历史 ;认同和提倡以“当代意识”诠释历史文化遗产 ,充分体现着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其高远的文化抱负和开放的学术心态 ,实为学术界之楷模。

唐代文本诠释学的实绩与基本阐释风格

唐代文本诠释学，以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主干，辅之以史籍、诸子、《文选》的诠释，而佛教经籍的诠释占有很大比重。文本阐释学发展本身的需求，统治阶级的有意倡导，决定了唐代文本诠释学的基本风格为语文学佳释范型。钦定模式虽屡屡面临挑战，然终未退出主导地位。阐释变革风气尽管未能上升为主流，但昭示着后来的学风。

唐代典籍注释方法论初探

唐代典籍诠释是我国古代注释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时期，因时代的需要，唐人注释典籍，旨在解释和疏通文本的基本意义，因此他们大多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校勘文字、注音、释词、考释名物和典章制度等方面，形成了自东汉以来语文学注释范型的第二个高潮，建树颇多。唐代学者十分强调自身学植的广博深厚；继承和发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注重从学术文化史的视野评价前人典籍注释的得失，形成一系列诠释学理论原则；他们致力于充分占有材料，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善于把孤立的语言现象置于语言使用的环境中细致考察，元元本本，弹见洽闻，丰富和完善了传统的训诂方法。

从师始末

从师始末王勋敏７０年代末期，我曾读过张舜徽先生的《中国史论文集》，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或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史学论著，它的内容侧重于“研究历史的方法和史料处理”，引起我特别的注意。１９８１年春季，中国训诂学会筹备会和成立大会相继在武汉...

明代文献学家胡应麟

胡应麟(1551—1602)毕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他在这方面的业绩,就连后来处于封建时代整理古文献高峰的清代学者们也十分佩服。他与杨慎、焦竑、陈耀文一道被誉为明代中叶的四大博学家。 这里以胡应麟的学术代表著作《少室山房笔丛》为主要内容,兼及其他史料,探研他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的成就。整理古代文献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狭义者仅指文字上的校勘、标点、注释而言;广义则包括用新体例对文献材料作出新的编述,和通过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而写成各种类型的学术专著。下面试从广义的角度予以论述。

鲁迅对我国古籍整理的贡献

鲁迅一生为我国古文献的整理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经他精心整理的古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的原貌,使一些很有价值的书籍更为完善;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为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科学的、切实合用的方法;并从思想方面给今人以有益的启示.总结鲁迅整理古文献的巨大成就,对于我国目前已经开展起来的整理古籍的工作,一定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鲁迅十四岁时曾校注过《花镜》一书,这是他整理古籍的初步尝试.他开展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是在绍兴任教、北京教育部任职和北京女子师范等高等院校任教期间.他整理古籍,涉及的领域很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史志 谢承《后汉书》.从三国到南朝,用纪传体编写后汉历史的计有八家,而以谢承《后汉书》为最先,所以鲁迅说:“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谢承所著《后汉书》到宋代已经失传.其遗文散见于范晔《后汉书》、《三国志》裴松之注和唐宋一些类书中,清人姚之骃、汪文台、孙志祀等均有辑本.鲁迅在清人辑本基础上汇校其典籍,逐一加以校勘订正,整理成书,共六卷.于一九一三年完成.谢沈《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记载,以后散佚.清人姚之骃《【后汉书】补遗》、汪文台《七家【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