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机制与提升策略

快递员、外卖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正在成为服务市民生活、助力城市发展、优化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对这一群体的党建工作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和新课题。目前,各地基层组织部门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形态,主要是组织嵌入、精英吸纳、服务吸引与意识整合等,大大提高了党在新就业群体中的号召力。在取得这些成效的同时,新就业群体党建还存在着传统党建模式与新就业群体灵活工作特性间的矛盾等问题。应当从创新组织设置、延伸组织触角,加大服务力度、打造暖心阵地,引导参与治理、激发治理活力,完善工作保障、夯实党建基础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新就业群体的党建质量。

政党形象建设及其影响力

政党形象一般指人们对它的看法或印象。政党形象建设对一个政党来说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促进政党认同,二是促进政党政治整合,三是促进政治忠诚。加强中共政党形象建设有助于促进党员的政治忠诚,提升内部凝聚力;增进民众对党的信任度,巩固和保持长期执政地位,以及提升国际交往能力。因此,要以党内民主提高党在其成员中的形象;以实践群众路线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及发挥政党领袖的招牌作用,提升中共的国际形象。

政治赋权与政治一体化:1832年英国选举权扩大的政治分析

政治上的赋权有利于实现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英国1832年的议会改革实现了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赋权,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有钱但无权"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二是统治阶层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三是法国革命等国际环境的影响。1832年议会改革及选举权的扩大,或者说政治上的赋权,实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一体化,其意义在于:首先,从短期来说,它缓解了英国当时尖锐的政治矛盾,保持了政治稳定;其次,从长期来说,它促进了妥协的政治意识,为英国以后的和平改革提供了典范;最后,它也解释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改良主义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英国的改革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要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的前提,是党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催执政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挑战,二是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挑战,三是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挑战,四是党自身状况变化带来的挑战。需要从加强政党自身治理、优化政党执政方式、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四个方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海外学者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干部权力问题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干部权力有过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农村体制变革对干部权力的影响,是"上升还是下降";农村干部是否值得,即农村干部权力对职位承担者来说的价值问题;村民自治推行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农村干部权力与农民权利之间关系问题。海外学者这些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农村干部权力,加强农村干部权力研究,探索如何有效约束农村干部权力等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梦”与政治共识的构建

政治共识是一个社会顺利运转的基本条件。它是社会本身存续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顺利运行的思想基础以及公共政策实施的基本保障。当前,妨碍中国社会政治共识构建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个人利益、权利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二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三是追求效率与追求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构建政治共识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它可以促进人们的政治认同,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推进社会和谐;中国梦的丰富内涵、高度概括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特征,使得中国梦具有促进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共识构建的政治功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原因在于,政党执政方式法治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有三个方面: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的束缚,党特殊的发展历史的影响,少数党员干部法治观念淡薄。要从三个层面提升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文化现代化,构建新型政治文化,跨越历史遗留之难题;加快实现政党角色转型,破解"路径依赖"困局;要加强党员干部法治教育,塑造依法执政主体力量。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百年探索:理论创新和基本经验

政治建设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进程。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到地位明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稳步前行到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时期调整恢复到创新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到地位跃升四个阶段性发展。百年发展实践推动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不断发展创新,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政治建设优良传统,创造新经验,推动新实践,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供政治保证。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困境及出路——基于“结构—过程—文化”视角的分析

十九大以来,学界对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三个方面:从结构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不够合理;从过程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运转不规范、群众路线践行不力;从文化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文化不健康、民众信任不够。这导致农村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农民利益缺乏有力保障、政党认同面临挑战。当前应该从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运转和党群互动过程,构建积极健康的农村基层党内政治文化、培育社会信任文化,以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维权行动的逻辑进路与分析框架——基于对浙北优新村“群体性上访”的调查

农民的维权行动是在一定的心理基础上,由不确定的触发机制促成,并在一定的规制网络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个合力作用的结果。通过对优新村农民维权行动的考察,发现其心理基础在于生存危机引发的恐惧感,和征地拆迁过程中村干部处事不公引发的不公平感。其触发机制有三个方面: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村庄精英内部的分裂和大众传媒的接触。优新村农民维权行动由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因素的规制而逐渐消散。具体包括:诉求满足、精英吸纳及生存伦理。在对优新村个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农民维权行动的三维分析框架。

群众路线与中共政党形象提升

良好的政党形象对一个政党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利于人们对政党的认同,有利于政党进行政治整合,促进人们对政党的政治忠诚。当前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出现了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为此,党迫切需要提升自身形象,以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执政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它强调坚持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权利,对提升中共的政党形象至为重要。

群众路线的“逆向参与”品质及其现实价值

群众路线具有突出的"逆向参与"品质,能提升民众的情感型、利益型、效能型政治信任,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和谐。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演进的逻辑和完善路径

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经历了重点推进村民选举、村务监督制度创新和协商治理实践发展三个阶段。这种发展演进背后的逻辑线索有五个方面:一、其主要经历了一个"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的发展路径;二、体现了农村民主本质的回归;三、表明了中国农村民主正在摆脱西方标准而更加注重本土经验和实际;四、这种演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权利诉求日渐增强的体现;五、这种演进是中国共产党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结果,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认识的深化。应当从三个方面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第一,坚持农民的制度创新主体地位,适时总结、提升农民的创新实践;第二,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进,重点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的发展;第三,加强农村组织创新,完善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

政治冲突与政治共识创造——罗尔斯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对中国的启示

现代化带来的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经由政党机制和选举机制而导致政治冲突,并直接威胁着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生存。解决民主危机需要政治共识,协商民主以其宣扬的对话机制、平等协商和参与特征而有益于政治共识的形成。罗尔斯作为协商民主理论家,其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协商和选择,并因其对正义制度、正义分配以及平等论辩的强调而有益于创造政治共识。罗尔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群众路线的品质特征与人民群众政治信任的提升

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对每一个政权都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人民群众的低政治信任影响到社会稳定、国家治理绩效以及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中国共产党有许多优秀的政治传统,其中以"逆向参与"为特征的群众路线,从三个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一,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党和政府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二,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人民群众增强自己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

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的路径探析

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底层创新到上层建制的过程,农民的底层创新实践包括生存压力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修改"、经济理性主导下对集体经济制度的突破,以及权利诉求下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政策调整和"合法化"农民创新实践两种方式实现了底层创新向上层建制的转变。上层建制受到维护政治统治、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代中国基本国情、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权利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即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集体化"及"人民公社"时期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即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权利变动影响农民的生存诉求,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改革开放之后,土地权利的变动影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进而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感。由此提出,应当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度,保障农民土地权利,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价值衰落的表现、成因及矫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些公共价值呈衰落之势,主要表现在:家庭伦理的衰微、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的衰落、互助精神的式弱和勤劳致富观念的淡化。这些变化对农村社会稳定、农村基层民主和党的政治动员能力都有负面影响。有三个方面原因导致这种变化:一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农村公共生活的匮乏,使农村公共价值失去生存的土壤;二是农村公共权力的扭曲运行,既使其失去了对公共价值的引领作用,又制约了其传播新公共价值的能力。三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负面效应对农村公共价值的冲击。应当从三个方面矫治农村公共价值衰落和约束力下降问题:一是重铸村庄公共生活,夯实农村公共价值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土壤。二是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行,提升其引领和传播农村公共价值的能力。三是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遏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及其对农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净化农村社会风气。

农民改变中国——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动力问题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农村体制变革动力问题吸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他们对农民改变中国的具体行为方式、为何是农民改变了中国以及农民改变中国的外部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也有学者以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抵制农村体制变革为理由挑战"农民改变中国"的观点。已有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但过于笼统地讨论农民的历史作用,在理论上不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发现真正的"改革促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