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湘潭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王向清教授访谈

以辩证思维驾驭人生反者道之动,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学说,赐给人们的最大精神财富莫过于对人事的辩证思索:福祸相倚,明暗相继,安危相连,荣辱相伴,有无相随,高下相倾,成败相伏……惟其如此,人生应有为自守,慎言笃行,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开拓性探索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进行了开拓性探索。首先,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主要依据——以实践为根本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蕴涵了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其次,毛泽东首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三个环节:其一,通过武装斗争的实践,考察、归纳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二,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概括中国革命的规律;其三,从中国革命的规律中探寻中国革命的方法。再次,根据抽象程度的高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四个层次的方法:基本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体方法。重温毛泽东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开拓性探索

冯契在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做了开拓性探索。首先,将价值界定为为我之物的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物与我的关系中,是主客观的统一。其次,价值的形成包括两大环节:一是主体在评价活动中运用评价的语言将蕴含意向、意象、意味等构成的评价意义(即“意蕴”)表达出来;二是主体在包含理想、意愿等观念结构的“意蕴”规范下从可能界中创作、实现价值。再次,价值具有真善美统一的特征或属性。价值的“真”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真理,促使自己的目标现实化,也就是使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价值”的善是广义的好,即为我之物能满足主体道德、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价值的“美”指为我之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了审美对象。最后,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文化蕴含了价值,不同的文化体系承载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既蕴含了权威主义和独断论的负面价值观,也培养了勤劳、勇敢、爱智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等正面价值观。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革命性”的历史书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不同评价和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对土地的占有和保护过度执着,政治上缺乏主张且摇摆不定,容易被其他阶级利用,对农民“革命性”进行了初步探索。列宁认为,一方面,农民加入革命使“革命冲击力”增强,能够成为彻底的民主革命拥护者,对民主革命具有“革命性”作用;另一方面,农民因长时间受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影响,对社会主义缺乏政治认同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存在对抗性。毛泽东对农民“革命”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在革命战争时期,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是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其革命性主要体现为破坏旧世界,是否定性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承担者,其革命性主要体现为建设新世界,是肯定性的因素。对农民“革命性”认识的转变,既源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社会革命环境不同;又体现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对这一理论的演进脉络进行考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冯契的“转识成智”学说及其理论意义

"转识成智"是冯契建构的"智慧"说的最基本命题,指的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它的提出是为了超越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转识成智的机制包括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转识成智命题的创新精神对于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

唯意志论倾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唯意志论倾向体现为当时人们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染;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即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特点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诉诸群众运动,轻视科学和权威。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导致的灾难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应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毛泽东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命题及其现实启示

"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提出的科学命题,意即军队与民众的紧密团结、相互支持是克敌制胜的最根本因素;"兵民是胜利之本"命题的提出有其背景和根据,也有其实现途径。在当前,"兵民是胜利之本"命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性之发端与尽心之始:先秦“心性之辨”的逻辑发展

心性论作为中国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先秦时期便成为哲人聚焦的中心;先哲围绕心性之辨概括了性论中的"一元论"、"多元论"、"主体论",心论中的"认知主体"、"存在主体"、"道德主体"等对后世中国哲学影响至深的范畴;对先秦时心性论进行形态考察,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厘清人性论的逻辑发展,更能有效地辅助分析学说背景、理论价值与发展前景,为解决当代哲学民族性和普遍性矛盾,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的转型提供借鉴。

同一陈述疑难与认知价值差异

弗雷格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区分了符号的涵义与意谓,对困扰人们千年之久的同一陈述疑难作了解答,但是弗雷格的解答并不成功,因为他没有找准问题的关键。因此,同一陈述疑难值得重新探讨。同一陈述疑难的关键在于“等号”,出路是寻找新的解答方法。

《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概括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范畴;二是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是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曲折探索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进行了曲折的探索。这种曲折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采借革命斗争经验从事经济建设到力图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建设;二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由主张"积极平衡"论到强调"综合平衡"论;三是对个人能否占有一定量生产资料的曲折探索;四是由默认"一平二调"、按需分配到主张遵循价值规律、按劳分配。

冯契对如何认识世界的新探索

冯契先生认为,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认识自然界及其秩序。人类实践活动所至,本然的自然界分化出事实界;而事实界又是由可能界中的现实可能性演化而来,要理解事实界就必须考察可能界;人们在促使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事实及事实界时,既要遵循必然之理,又要遵守当然之则,对可能界的认识就转化为对价值界的认识。因此,对自然界及其秩序的认识,就是要在把握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的基础上,认清自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的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

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是毛泽东用以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实际工作成绩与不足的公式;这一公式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唯心论的,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事实上,用这一公式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的实际工作,经历了一个由准确到越来越不准确的发展过程;这一公式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又存在严重的失误。毛泽东提出这一公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过于自信,二是过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运动。用这一公式评价实际工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公式被毛泽东放弃既有事实根据,又有认识论根源。回顾这一公式的提出和放弃仍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冯契对逻辑思维基本矛盾的揭示

作为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冯契认为静止的思维形式和运动、发展、变化的对象,抽象的思维形式和多方面统一的具体对象,有限的思维形式和无限的客观对象之间的矛盾是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他对逻辑思维这一基本矛盾的揭示既有科学根据,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冯契的“智慧说”解读

近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其实质是科学和人生的脱节,知识和智慧的割裂。冯契的“智慧说”阐明了怎样“转识成智”,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智慧说”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魏源《默觚·治篇》政治哲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默觚·学篇》体现了魏源有关天人之辨的哲学思考。《默觚·治篇》中魏源则反思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形成了诸多合理的政治哲学观点。包括德义结合的儒家治国论,以变易史观为依据的改革之道,德才兼备、人尽其用的人才论。这些政治哲学见解引导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对我国当代的社会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道器之辨的逻辑发展

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长期讨论的话题;道器之辨经历了道器本末未定论、道本器末论、器本道末论三个发展阶段;道本论强调要"以道御器",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而器本论者认为道器不相分离,无形之道不能脱离有形之气。

节俭:并非过时的美德

节俭的主要含义是指理性地、适度地消费物质资料 ;节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涵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经济伦理观看 ,节俭没有过时 ;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看 ,节俭也没有过时 ;因而 ,节俭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美德 ,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