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法律人类学

法律研究之所以需要人类学,就在于人类学提供了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认识,尤其是人类学的文化视角对研究法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谓法律,就是人类实践所创造的众多应对各种问题、处理各种关系的文化产物之一,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创造和建构能力应用的结果。田野、规范多元、整体论、文化自觉是“做”法律人类学的关键。法律人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还可以发展为以中国为田野的新法学教育路径,培养既具有世界眼光又有中国主体性的新时代法治人才。

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利用中的人权问题——法人类学的一项尝试研究

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利用中的人权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对于民族文化中存在的侵害人权的文化因子应予以剔除;为保证民族文化传承渠道的畅通,必须解决好权利冲突的问题;民族文化保护实践中采取的措施不能有悖人权保护;对于民族文化的现代贡献及传统知识在现代社会的运用,应当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和权利的补偿。

艾滋病防治的世界性法律行动与中国的法律实践

面对艾滋病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纷纷通过立法来找寻艾滋病防治的有效路径。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业已表明,人权保护乃是艾滋病防治工作和艾滋病立法的重要内容。20多年来世界性艾滋病立法行动对人权保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同时,在国际社会的指引下,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立法中也有了更多人权保护的规定。

法律是什么?——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法律是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它安排了事物、行为、意义的秩序。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它与众不同的分类体系,由此产生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的多元格局。地方性规范比国家法律容纳了更富多元性的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等非技术性意义因素,法律多元因此不可避免。不同的分类体系之间的差异会导致法律冲突的发生,但是作为不同分类体系的国家法律与地方性规范之间仍然有可沟通性。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来讲,不是如何去消除多元法律,而是如何处理差别。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

作为生存之道的非正式社会控制

非正式社会控制是社会结构与文化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合体。非正式社会控制之所以重要,乃因它是地方性的、群体的生存之道,关乎如何安排生活和秩序,它表现着社会结构和群体的文化,构建了生活的样式。地方性的秩序就是人们在多元的社会控制中不断行动之后形成的结果。社会转型意味着旧有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将可能失去它存在的基础,旧有的生存之道不能适应多变的世道,旧秩序正在被瓦解。而此时,如果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不能有效介入社会并弥补社会转型带来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不足的困境,社会转型将面临巨大危险。

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法律失败——对纳西族“情死”的法律人类学解读

曾经存在于纳西族社会中的大量“情死”(殉情)现象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通过对纳西族的“情死”发生的考察,将揭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法律紧密联系。如果法律规定了惟一“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它和地方性的价值、信仰、意义发生遭遇时就可能创造出预料不到的的非正式制度,并由此发现法律可能因为其“制造”的非正式制度而归于失败。从发生于纳西族社会的大量“情死”这一制度悲剧,可认识到法律应中立和宽容地对待社会中的多元价值、信仰、生活方式。

乡村社会中的多元社会控制:“分裂的整体”

对于多元社会控制的认识和把握需要放在地方性生活中来进行,据此来考察社会控制与社会生活诸要素的关系。多元的社会控制并不一定带来秩序,因为这种多元格局是一个未经有效整合的"分裂的整体"。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基础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价值体系的碎片化是三个有相互联系、又分别导致当代中国秩序构建困境的因素。更为复杂的问题则是在一种全球化、现代性增强的背景下,多元的社会控制很容易演变为权利意识、社会结构和多元法律之间错乱的纠结,实现秩序变得困难重重。通过法治整合社会并增进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是真正的困境是我们对于文化和社会的走向以及我们意图追求的生活样式的困惑和不确定,导致了国家法律难以获得一种整体性和确定性。

进入隐秘与获得整体:法律人类学的认识论

法律人类学是一种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反思和创新法律理论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一。此种进路主张在法律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关于秩序融贯性的思考,其贡献主要是提供出一种关于法律和法治的认识论。法律具有"双重建构性",即法律是建构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建构性的工具。法律人类学强调深入观察法律实践,高度警惕法律的建构性可能产生的暗面,在法律实践-法律教义-法律理论-社会实际几者之间获得一种整体性观察和反思性理解,发展出合适的、能够理解中国自身的法律理论,在智识上促进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法律教义与社会实际之间的融贯。

中国殡葬法制的意外后果

我国的殡葬法制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达到节约土地的制度目标,反而产生了公墓危机以及"二次土葬""缴费土葬"等大量越轨行为。这些法制的意外后果源于习俗和国家对丧葬的双重社会控制之间未能有效调适以及殡葬管理、执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何完善法制、克服法制的意外后果,一是需要采取经验性的研究进路关注法律实施过程和后果,二是引入社会科学克服法学及立法领域的智识"孤岛"。法制改革的起点在于对对象的实质性认知,其限度在于对法制后果的把握。要完善殡葬法制,必须对民众的生活、世界观等有所理解,基于对制度实施者、民众的行为及其逻辑、后果的实质性把握,寻求法制与习俗的契合可能。

个体崛起的社会与法律后果:解放、断裂与多元的挑战

现代性在中国产生了与西方社会不一样的结果。乡村社会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家认同的转型和家事纠纷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个体崛起,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法律后果。在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着的个体化进程,是一种不全面的个体解放,更是一种断裂。它割断了乡村社会结构、人际互动的传统,也割裂了礼治的传统。在社会层面,人们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延续与断裂同时发生的时代,社会呈现出碎片化与多元性的构成特征,而社会层面的这些特征会投射在法律领域。在法律层面,主要以西方个人主义式的法律为蓝本,通过移植法律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及其实践,在应对多层次、多时空混合的社会碎片化和多元性带来的各种挑战时困难重重。因此,在法律实践中需要探索不同的法律机制,使不同的法律观念得以融贯、不断去缩小法律与社会间的差距。

正式社会控制为何失败?——对云南平县拐卖妇女现象的田野调查

通过对平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大量的妇女流动伴生了拐卖妇女现象。研究表明,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在面对大量的拐卖妇女问题时是无力的,民间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也是衰弱的。这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以及一些存在缺陷的国家制度导致了拐卖妇女这一大规模越轨行为的发生,并制约着社会控制的运作。这一个案说明运动式或执法式的正式社会控制无力消除基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产生出的大规模越轨,面对大量的越轨需要考虑的是调整政策和法律,建构均衡、和谐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简单强调对现有政策、法律的实施。

导师的责任与研究生的自主性--与研究生同学的交流

研究生在读期间对导师可以有合理的期待,但不能完全依赖导师。研究生应突出学习、教育的自主性,其核心任务是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全面成才。认为研究生读研期间的关键问题是:和导师及时沟通、有效阅读、培养问题意识、把握好写作与理论学习的关系;研究生的成人之道则是要进行自我教育、接受同伴教育、安排好个人生活、培养阳光的个性。

基层农村的规范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实现——基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

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考察,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准正式规范共同构成了基层农村的规范体系。这些多元的规范具有不同的性质,对农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作用也不同。基层农村社会的秩序是这些多元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基层农村规范体系内的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准正式规范能否相互配合、进行良性互动对于建构良好的农村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玲珑金矿田西山矿床深部找矿模式研究及其应用

通过多次对地表进行踏勘、修测,补填地形地质图,收集大量原始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严谨科学综合分析论证,建立了以宏观地质成矿趋势为出发点,与微观成矿地质信息相结合,运用系统成矿规律(共性)和工作区具体地质成矿条件(个性)统一分析研究的找矿模式。并在该模式指导下,确立了主要有利成矿区域。开展成矿地质条件、成矿规律研究和隐伏矿体探明实践工作。最终在该区深部地质找矿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探获了一定的工业和远景地质储量,达到延长矿山服务年限之目的。

法律能否控制腐败——从“官场”与权力的日常运作出发

以《沧浪之水》为分析蓝本,认为"官场化"权力的日常运作酝酿了腐败。所谓"官场"乃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是以权力运作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关系丛"——结构,"官场"还建构着人们的生存态度,并且作为结构的"官场"与其建构的生存态度的互动使"官场"能够不断地实现再生产。腐败的可怕在于"官场化"的逻辑和生存态度向社会各领域的弥散,公权力系统中的腐败向私人领域侵入,导致的将是公权力系统和私人生活的双重腐败,腐败在一种日常生活式的场景中不断地被再生产和强化。私人生活与公权力领域的双向恶性互动、建构形成了腐败的动力学机制,并且导致了腐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去道德化了。法律如何建构公正的体制以及控制和对待权力的日常运作,将关系到反腐败的成败。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

法律新范式：通过法制建设社会--台湾家庭暴力防治立法的文本与体系分析

2014年,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标志着大陆反家暴法制进入重要阶段,然而,这一草案尚有若干大的缺陷。就如何运用法治促进社会建设,结合反家暴的现实难点和需求,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制构建的思路和范式,无疑值得学习。台湾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家庭暴力防治网络,提供了一个将社会科学观点转化为法制构建、法制构建与社会建设双向互动的范例。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是一部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立法,综合了民事、行政、刑事、社会各法律部门,围绕着家暴防治法,形成了庞大的、融社会政策于其中的法规体系。其显著特点是,围绕家暴防治的社会学规律和受害人、加害人、法律工作者的需求,集合了几个方面的要求:(1)对被害人及未成年人的保护性、扶助性、救济性;(2)对加害人的强制性、惩罚性、治疗性;(3)对法律工作者的辅助性。

红河断裂带的近代形变特征

本文利用1959～1985年间完成的大地形变测量成果,分析研究了红河断裂带的近代形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红河断裂带的南、中、北各段的主压应变方向均与断裂走向近于正交,因而剪切错动十分微弱,其平均年应变率为:0.3～0.6 PPM。沿红河断裂带的形变突出部位在洱源、下关和定西岭。北东走向的鹤庆—洱源断裂及程海断裂显示为左旋压扭,而中甸—剑川断裂则显示为张性顺扭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