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与法治政府建设——专访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王周户教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这被看作是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框范,凸显了我党用法治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决心。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法治政府建设设定的目标用了24个字进行描述,具体而简洁——'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决定还结合当前中国实际,从彰显法律权威、重在推进实施的角度进一步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行政听证制度的功能探析

行政听证制度的功能探析王周户＊柯阳友一、引言听证（ｈｅａｒｉｎｇ）一词，本意为诉讼上应听取他方当事人意见的制度，它渊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正义观念的听取两方面意见之法理。最初仅用于司法权的行使，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谓之“司法听证”（ｊｕｄｉｃｉ...

行政许可与政事分开——以《行政许可法》第28条为视角

《行政许可法》第28条的规定既不是从行政机关许可转向授权组织许可,也不是将该类事项简单地交给社会自行解决。其立法本意应是对政府职能转变中“政事分开”要求的深刻贯彻,也是为“政事分开”进一步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更深层次地推广和应用提供了一条思路。政事分开作为行政许可法的主线之一,确立了有限、高效、服务、法治政府的发展方向。

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

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处罚机关针对违法情节严重而又不改正或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措施。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也不是对行政处罚的执行 ,还非一般行政信息公开 ,而是强迫行政相对人履行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义务的一种执行手段。公告违法行为应当以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为前提 ,且要处理好行政效果、公众了解权与行政相对人权益之间的适度关系。应当完善公告违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及其程序 。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新解读——以法律适用为视角看《行政诉讼法》相关制度的修改

《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包括了具体行政行为和其他行政案件,因而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同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解读。《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包含了非具体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其他行政案件的具体补充和体现。无论从行政诉讼设立本意层面还是实证层面来讲,应当以行政案件而非行政行为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行政赔偿案件本身也应属于受案范围并直接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故不存在行政诉讼以外的所谓行政赔偿诉讼。

《行政许可法》意义下的非政府组织

《行政许可法》从颁布实施至今已近两年,其运作曾被喻为中国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和瘦身运动,起初的各种赞誉之声仍绕樑未绝,然而,近期以来,针对该部法律的各式批评与责备却呈愈来愈烈之势,有的学者甚至对其缺陷作了掘地三尺般的梳理,反差之大,在我国立法史上并不多见。太多的批判或许源自当初过高的期许,不可能期望一部法律的施行就可以瞬间在中国实现行政法治。批判本身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注入更多的理性成份,要明辨为何批判,怎样批判,批判之后又当如何?基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知名学者、该部法律的最初起草人、政府法制部门工作人员三类人士对该法律的功效、运作机理和障碍做一次深入研讨。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野下的中国公众参与

要解决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在当前实施中存在的注重形式而忽视效果、消极被动的参与模式等问题,就必须认识到中国公众参与制度与西方公众参与制度在法律化、程序化、技术化优势下的本质及其不足,并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理论基础,凸显人民群众在公众参与中的主体性,全方位实现"群众路线"在公众参与中的主动性和开放性,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参与成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时代化、制度化的实现方式。

行政复议的功能应当是解决行政纠纷

如何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纠纷方面的主渠道作用，是目前讨论修改《行政复议法》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我国当前处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解和把握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功能并对其进行正确定位，是关乎如何修改和完善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内容的前提和基础。

法律体系形成背后的民意博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把社会民众的要求及其意志,上升并反映为相应的法律制度,应当是社会民众对法律形成的推动力的最实质体现,而社会民众通过多种方式直接参与立法活动。

运用法治手段施治政务失信问题研究

政务失信现象是行政机关违反信赖保护这一公法基本原则而外化的一种不法状态。这种现象危害国家公信力,违背法律公正性,弱化国家治理基础,破坏地方发展的营商环境,阻滞经济资源公平流动。运用法治手段施治政务失信问题,有利于推动政府公信力建设,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进而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因此,应以建设法治政府为指引,注重区分表象和本质、应然与实然来研究政务失信的法理基础,分析政务失信现象的社会危害和根源,通过完善现有体制机制、落实行政决策公众参与要求、压实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社会监督责任、借助法律和行政机关内部程序、优化行政决策外部环境、压缩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空间等法治手段对政务失信问题进行纠治,力求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解决政务失信问题。

实现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这一论断对于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意义重大。

兵地融合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法制化探析——以新疆天北新区法律地位为例

新疆天北新区的成立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本文以天北新区成立过程中的规范性文件为分析样本,通过与相关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其选择,来探讨天北新区的法律地位。

从管制到监督:政府职能转变及其法治化

我们现在提出了讨论行政监管监督是很必要的,但是现在可能在这个行政监管本身很多问题的把握上还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就提出一个清晰有利的监督、制度及其模式,我觉得还比较困难,所以基于这个思路。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新时代法学教育

新法学建设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的统一。法学教育是新法学建设的基础,但我国法学教育还存在教育理念不明,缺乏价值引领,重理论轻实践,学科单一回应性差以及在国际上尚未建立我国法学话语体系等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新时代法学教育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笃定目标,着眼长远,德法兼修,通融价值,立足本土,面向实践,学科交叉,兼修文理,融会古今,比较借鉴,教学联动,知行合一,不断推进新法学建设。

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缺陷与完善

作为改革产物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目前仍不完善,主要存在城管法律地位尴尬、执法依据混乱、执法权限模糊、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在源头上应当以治理城市的理念为先导,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引入社会化管理方式为城管"减负";在具体操作上应当立法规范城管的各项制度,实现规范行使权力,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行政许可法》——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

一、行政许可的法定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据此并结合该法第3条第2款、第38条等条款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许可的法定含义包含了以下几点要素:行政许可属于依申请行政行为;行政许可属于要式行政行为;行政许可属于监管性行为;行政许可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行政许可的结果是申请人能否从事特定活动。在这里,前两点表明了行政许可应当具备和符合的程序要素,从而区别于依职权行为(如行政处罚)和不要式行为(如口头表示);第三点表明了行政许可行为的性质要素,即行政许可实质上是一种行政监管方式,是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授权对行政相对人行使某种权利和实现某项权益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或者具备法定条件而进行的一种事前审查行为,突出并强调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职责内涵;后两点表明了行政许可行为的适用领域和客观存在范围,从而区别于那些单纯的行政确认行为(如房产登记、户籍登记、婚姻登记等)。

国家赔偿范围析

国家赔偿范围析王周户一、国家赔偿范围的含义与内容国家对其侵权损害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在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家赔偿经历了否定、相对肯定和肯定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相对肯定、肯定两个阶段也仅出现于上世纪末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于国家赔偿制度的产...

浅议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公民。

检察公益诉讼程序中的检察职权及其运行规律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法定职能与法定职权是其进入公益诉讼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中,检察机关为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逐步发展出“四大检察”职能。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参与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既不同于原告也不同于一般当事人,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公益诉讼程序中,厘清检察职权的分化与运行规律是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应立足于公益诉讼客观诉讼之基础,结合我国检察机关独特的宪法定位与作用,以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为路径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程序制度。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缺陷与完善

作为改革产物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目前仍不完善，主要存在城管法律地位尴尬、执法依据混乱、执法权限模糊、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因此，应重塑执法理念，划定城管职能，促进执法理念转型，建立以市民需求为导向的互动式服务型城管新模式，摈弃从政府自身需求和供给能力出发制定和执行城市管理政策的传统思维。在源头上应当以治理城市的理念为先导，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