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乡划分标准问题的几点意见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低,城镇型居民区的扩散现象不普遍,城镇地域和乡村地域无论在经济条件和居民生活方式上都有明显差别,在制定市镇建制标准时,相应地制定较为客观的城乡划分标准,使建制的市镇能够比较实在地确定城镇地域,并在一般情况下使市镇政区符合城镇地域的范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可是,8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放宽了的设市标准和1984年调整的设镇标准,脱离城乡划分标准的客观要求,往往撤县建市,撤乡建镇,结果以市代县,以镇代乡,而城镇实体的地域范围不清。1982年起,市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放弃了1963年的规定,把市、镇辖区内的总人口计作市镇人口。这本来是正常的,然而由于撤县建市、撤乡建镇的情况大量存在,放大了市镇政区,在城镇实体范围不清的情况下,

农村隐性城镇化的调查与水平估测——以萧山市农村为例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在以往几十年中,一方面,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城乡隔绝、城镇劳动力低工资高就业,以及生老病死皆由企业一包到底的一套完整的政策措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庞大人口数和长期的城乡隔绝,加上政府对农业投资有限和工业对农业剩余的强制积累,使我国农村仍为自给半自给的传统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日俱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先在农村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措施,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原先的潜在剩余劳动力日渐转化为显性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化和地域转移的冲动非常强烈。

城市效率差异对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影响

城市效率差异对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影响王嗣均（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城镇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城镇，作为第二、三产业的主要载体，其运行效率的高低，又会对城镇化产生催化作用或抑制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不...

关于城乡划分标准问题的思考

十八世纪后半叶的产业革命开创了近代城市化运动的一个崭新的时期。一百多年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不断向前推进,先后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和区域城市化过程。以致许多区域要确定城乡划分标准已非易事。我国经济还不发达,人口众多,城市化程度低,城乡在空间特征。

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产业投资的城镇化效应探析——以宁波市为例

1990年7月,我们在浙江宁波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区人口迁移的抽样调查,在调查中发现,70年代中后期以来宁波作为国家在浙江省的重点投资城市,大规模的建设投资并没有使人口迁移率发生令人瞩目的上升,而乡村区域民间的非农产业投资却推动了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产生了城镇化的潜流,这促使我们去寻找重点投资与非重点投资。

中国近期城市化速度和市镇人口的分配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化是世界性潮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更为迅猛。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平均超过70％,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发展中国家虽然城市人口比重不过30％左右,但从950～1980的三十年中,每十年城市人口的递增率都比发达国家高,显示了方兴未艾的势头。全世界实现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水平还低,尽管有2.1亿市镇人口(1982年),论绝对数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滕头村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滕头村王嗣均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定为“全球五百佳生态荣誉村”之一的浙江省奉化市的膝头村，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是值得每一个中国农村社区学习和借鉴的。需要发展中国农村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人口压迫生产力...

中国城镇迁入和迁出人口特征的对比分析

本文就我国城镇迁入与迁出人口在迁移时的结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旨在考察城市化过程中城镇迁入和迁出人口的异同及其原因,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某些反常现象,希望能为制定有关的城乡社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一、迁入迁出人口数量的年际变化比较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949到1986年城镇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分别相当于样本总人口数的38%和6.16%。由于调查设计的缘故,迁出人口有一部分不能进入样本,数字看上去小了一点,但仍不失为全国宏观分析的依据。

浙江杭、宁、绍、硤四市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特征初析

1986年8月,我们对杭州、宁波、绍兴、硖石四市镇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抽样比分别为1.3‰、3‰、5‰和16.6‰,实际调查人数分别为1512、1330、1329和702人。本文主要以这次调查所得数据为素材,从人口迁移、流动的一般数量特征、人口学特征以及时空特征等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区域背景 杭州、宁波、绍兴、硖石三市一镇位于杭州湾南北的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这个地带是浙江省粮食作物和蚕桑、黄麻、棉花、油菜籽、茶叶等经济作物以及水产品的主要产区,历史上水上交通发达,近代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同时,该区邻近上海,并拥有出海港口,

人口地理学中一个被忽视的领域

我国自七十年代后期打破人口科学禁区以来,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在,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正等待着人口地理工作者去研究,这里提出一个人口地理学中被忽视的领域问题,与大家讨论。 一种偏见 建国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深受苏联地理学某些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人口地理学思想在内。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把人口与居民点地理作为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的进展

从1926年竺可桢发表《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一文算起,人口地理研究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在前五十多年中,尽管有像胡焕庸那样的矢志于人口地理研究的学者,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门学科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有到了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给学术研究带来勃勃生机,才使中国的人口地理学在近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文拟就这门学科的量新历史断面——80年代的进展,作一简要剖析.

从人口地理角度看浙江人口的几个问题

人口现象涉及许多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把复杂的人口现象及其本质揭示出来,将有助于人口理论研究和人口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本文拟从人口地理的角度考察浙江省的人口状况,以期从这个侧面为人口工作提供信息。人口增长过程特点与现存问题浙江人口从一九四九年的2,083万发展到一九七八年的3,751万,净增1,668万,增长80.07%。这个净增数,与同期大约1,720万的自然增长数相比,相差50余万,可见,建国以来浙江人口迁移增长是一个负数,实际增长的人口数,完全来自自然增长。要是按照自然增长数计算,浙江在二十九年中人口不是增长80.07%,而是增长82.5%。

浙江,在城市化道路上

城市化在整个工业化时期是与技术革命和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化过程本身又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起着催化作用。一般地说,衡量一个省的城市化水平是否适度,往往要从全国同级单位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中作出判断,并通过城市化水平的排序去判别该省区城市化水平在全国的地位。城市化水平通常是指城镇人口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衡量城市化状况的最基本的数量指标。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市镇经济活动是否具有较强活力。

论中国现阶段大城市的成长

本文从中国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与大城市不断增大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出发，对城市发展方针及其形成背景、城市体系整体性的客观性质、大城市超前发展及其内在机理，以及中国特定条件下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特有推动因素分别作了考察。认为现阶段大城市成长具有必然性，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方针不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

略论温州经济模式下的乡村超高速城镇化

“温州经济模式”已为经济学界所熟知,但与经济模式相联系的“温州城镇化模式”还未见有较为全面的讨论。笔者拟依据三年来对温州人口、经济、城镇化问题的几次调查所得材料,针对该地区乡村城镇化的惊人速度、

中国城市化空间发展的战略转变与宏观调节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关心城市化和人口分布的合理性问题。据联合国对158个国家的调查,政府对本国人口分布感到比较满意的只有19个国家,139个国家的政府对他们国土上的人口分布不同程度地感到不能满意,其中也包括一些城镇人口分布与城镇地域结构问题。我国幅员广大,工业化与城市化条件不尽相同,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空间布局方面又有过失误,有一些重大问题值得探讨,这里就我国城市化空间战略与组织方面的问题作一讨论。

户籍制度深入改革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目前,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迁移方面仍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原因是恢复迁移自由的障碍因素难以消除。本文认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必须同时具备配套的政策改革,并提出了关于户籍制度,特别是迁移管理制度改革的过渡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