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与藏区公路电影:超越“少数民族电影”的空间与身份

本文在分析中将万玛才旦的电影视为公路电影。文章认为,公路电影类型的使用既是对中国旧有的“少数民族”电影类别的消解,又是对中国新自由主义下市场经济崛起的回应。万玛才旦的电影中的男性主角,在其成长的安多藏区,反复往返于某些地点,或进行循环旅行。20世纪60年代的“古典”(classic)美国公路电影被认为是对美国社会疏离化的一种表述。万玛才旦的电影忠于公路电影类型对社会和自我关系的审视,并且完全发生在几乎没有汉族人踪迹的藏区文化领地内,是对藏族人如何应对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危机这一命题的回应。此外,万玛才旦的电影不仅在藏区内部,而且在中国各地以及国际电影环路(circuit)中广为流传,影片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并且开启了对藏区及作为藏族人的不同理解。

中亚电影十年(2010—2020)

中亚国家独立之后,每个国家的电影都各有其发展方式。哈萨克斯坦电影更接近俄罗斯电影,乌兹别克斯坦电影更接近印度电影,塔吉克斯坦电影更接近伊朗电影,吉尔吉斯斯坦电影则自成一派。但中亚电影也有一些总体趋势,如商业电影比起艺术电影和政府资助的电影而言更为流行,政府对电影资助的比例从苏联时期的100%下降到现在的15%—20%;电影人的代际更替,新一代"独立之子"电影人登上舞台;新的电影发行放映体系也得以发展。那么,如今中亚各国的电影之间,有哪些异同?

波兰科幻电影：乌托邦、反乌托邦及其超越

本文描述了1959年以来波兰科幻电影的发展,可以将其分为三个与波兰政治历史重合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9年到70年代,其中乌托邦叙事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电影展示的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中,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行的多国合作,这也与彼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重叠。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后期到1989年波兰科幻电影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反乌托邦故事大行其道,影片呈现了操纵人民的大众媒体、为贫穷困扰的场景、废弃的建筑和为了生活必需品而战的人们,这些都与共产主义波兰的生活水平极为相似,同时影片也具有了政治批判的特征。第三个阶段是1989年以来,从剧烈的政治转型到当下的波兰,随着类型界限日益模糊,影片所揭示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变得既不是乌托邦,又不是反乌托邦,而是一个虚拟的、计算机生成的现实,而这种现实的本体论状态是相当不确定的。

《难忘的夏天》中的微妙配方:拒绝忧郁

卢奇安平蒂列在他的电影作品《难忘的夏天》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简洁和有才华地重建了罗马尼亚及其军队历史上不那么辉煌的一段历史。本文将这部影片放置于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之中进行分析,指出平蒂列是如何并为何要在影片中提供一个“巴尔干地区后共产主义式的再巴尔干化”(post-communist re-balkanization of the Balkans)的绝佳例子。

作为修道会的电影节

中译者按:本文根据埃米莉·毕克顿(Emilie Bickerton)的英文译本[1]翻译,法文原题目为“Du Festival ConsidéréComme un Ordre”,首次发表于《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1955年6月号(No.48)第6-8页,并收录在《电影是什么?》(Qu’est-ce quelecinéma?)第三卷“电影和社会学”(Cinémaet Sociologie)中。由王昕博士根据法文版校对。巴赞曾于1954年出任戛纳电影节评委,这篇文章是他在1955年参加戛纳电影节之后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