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论两宋理学“气象”涵蕴及其诗性品格

"气象"在宋代文化中是一个涵蕴丰富、具有多重品格的文化范畴。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两宋理学家,试图以"气象"作为沟通天地、生物、人的途径、渠道及目的,"观天地生物气象"、"体贴气象"、"持养气象"与省察"圣贤气象"、"孔颜乐处"等,作为求"道"的方法、途径兼目的而成为理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气象"以情感体验与审美的方式探及到了宇宙论与道德论的会通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统一,是超功利的美学境界。这一特征,内在地沟通了诗歌的诗性品格与理学的"气象"特性。境界、审美与情感体验,是决定理学"气象"范畴具有诗性品格的关键所在。

论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异向性及其认识价值

"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道学之士"是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主要群体。"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与重心,主要集中于"文"之独立性、主体性和功用性等。"传统儒学之士"主要集中于文道关系、文与道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尤其注重从体用、本末等方面进行研究。"道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则具有泛化倾向,其文道关系或被替换为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之关系,或其"文"之内涵被缩小,等同于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某些内容及形式等。"文"之独立性、"文"与"道"应居平等地位等逻辑客观性品格,亦为"道学之士"所忽视甚至抹杀。比较来看,"道学之士"之文道观念显然受到了其他两类士人群体的重要影响。

两宋理学:“象物比德”话语与诗性表达

中国古老的“象物比德”的文化传统,为宋代理学家所承继和展开。理学家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扩大了“象物比德”之“物”的范围,拓展了“德”的种类和内容,发展了“比德”“取象”的方法。理学家对于“象物比德”话语的多方探讨,在其理学诗创作或者书写中得到较为全面地表达。两宋理学家诗人依托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事件等来书写或者表达天地、万物、实践主体等“物”的德性品质或者性理特征,外显为理学诗的独特表达方式并成为其重要的形式特征。

论两宋理学“观天地生物气象”义蕴及其多向性展开

"观天地生物气象"话语来自于"观物取象"文化传统,因之具有会通性基因并发展出独特文化义蕴。之中"观"具备兼手段与目的的特性,其体用的基本方面由原始儒学"观"之义蕴发展而来,而非来自佛教。"生物"、"气象"以及"观天地生物气象"等话语义蕴,亦是层积地发展而形成的。二程在继承邵雍、周敦颐等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对该话语之"体"、"用"与"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朱熹则从体、用及其关系方面,以具体化、超越性的发展向度,对该话语整体性义蕴进行了开掘。由此,"观天地生物气象"因其具备会通自然界与道德界的体用属性而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论宋元理学的“尊德性”及其诗歌表达

宋元理学"尊德性"话语的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于三方面:原始儒家典籍中的"德""性"等文献记载;北宋"宋学"诸贤的心性主张;隋唐至北宋时期的道、释心性学说。宋元"尊德性"之"尊",自战国至宋代并无变化,为"敬重""推崇""重视"之意;其"德性"涵蕴,主要有"德性"为"天之正理""道体""心体""性体"等。朱熹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无高低之分;但陆九渊门人后学则以"尊德性"概括其学说要旨,"尊德性"因之而起到了统领、统摄其它话语范畴的作用;朱陆弟子进而以"尊德性""道问学"为陆九渊、朱熹学说的重要特征。稍后的真德秀、魏了翁、吴澄、许衡等,则从"尊德性"或"道问学"入手而调和朱陆,故宋末至元此两者又呈现为互相融合的特质。宋元理学的"尊德性"话语,在理学诗写作中得到重视,其主题诗歌类型有四,即:对性、道、德、天理等理学本体论重要范畴的书写或表达,对心性存养主题的书写或表达,对明理、明心、发明本心等理学内容的书写或表达,对"格物致知""格物明心"等内容的书写或表达。宋元"尊德性"主题诗歌类型,连同其它理学诗主题类型一起,共同表征为此期理学诗的特有面貌。

论两宋理学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之历史客观存在

两宋理学家的理学实践和诗学实践,都是作为统摄道德实践主体、社会实践主体和诗学实践主体于一身的理学家的文化实践活动。因此,理学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具备历史客观存在的学理基础。基于这一认识,从对"范畴"概念的界定出发,对两宋理学的范畴的生成、数量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从理学家诗论、理学诗选本诗评和理学家的理学诗书写等层面,考察、论证了在宋代文化史上两宋理学家的理学基本范畴,具备诗学表达的历史客观存在性。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立足理学诸范畴的发育、传播及流变,来探讨其在两宋诗人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实践的呈现问题,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

“巧贼拙德”命题的文化渊源及其语义关联进程

先秦儒家经典及原始儒家代表人物对"巧""拙"两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但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却提出了"巧贼拙德"命题。受其影响,"尚拙"之使用范围扩大,原本"尚巧"的技艺、技巧等文化层面也开始"尚拙"。"巧贼拙德"命题经过后来理学家的递相传承、补充及多方阐释,逐渐凝聚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因子,并在理学、文学、书法、绘画、雕塑等诸艺术形态反映出来。对"巧"与"贼"、"拙"与"德"这两组概念的语义关联进程进行考察,可以见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伦理、道德伦理,以及在技艺、技巧精神追求的发展走向。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中国文化的若干理论范畴及其品格属性,亦对当下诸艺术门类的自觉审美追求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正名”文化传统与“文”的先秦语义及话语表达

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名"与"实"关系的探讨,向来为各派思想家及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它反映了人类认知问题的常见困惑,那就是"名"与"实"的非对称性。由此而言,名词背后的"那一个",才是我们研究问题时应该关注的对象,而非某一个名词本身。以"正名"方式来考察事物之"名"与事物之体、用等问题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循名责实"。据此而应用于学术研究,则对文道观念之"文"进行探讨,应考察不同的"名"所指向的共同事物之"实"。以此思想观照先秦时期的"文",发现其表述方式和内涵是复杂多样的。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论两宋理学家“玩物从容”审美理想及其诗歌呈现问题

两宋理学家之“玩物从容”,指的是实践主体以舒缓、不急迫的态度,研习、考察、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及其属类事物的本质、规律与相互关系等,表征着实践主体的和悦安乐的审美体验和定止心性德性品质或境界。不过,理学家对于“玩物从容”审美理想的论述,与其诗歌呈现出来的“玩物从容”思想并不一致。理学家“玩物从容”审美理想,可视作理学家“文以载道”“因诗求道”等文道观念的具体实践。理学家“玩物从容”诗歌审美理想的诗歌书写,外显为与文人诗大相径庭的诗歌风貌。

欧阳修诗词题材的差异性及其形成原因

欧阳修诗词题材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形成,与欧阳修对诗词功能的认识密切相关。研究欧阳修诗词题材的差异性,对理解北宋前中期诗词分途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宋代理学求道“工夫”与理学诗表达之会通性学理考察

理学实践主体求道之“工夫”具备客观性和多样性。理学诸学派既有递相传承的“师法”,亦有共同遵奉的求道之“工夫”存在。理学体系之求道“工夫”,兼具认知与实践的独特文化品格,必然形塑理学实践主体的思维或认知方式。作为理学实践主体所创作或书写的重要物化形态之一,理学诗也必然表征出为求道“工夫”所形塑的理学思维或认知方式。理学家的思维或认知方式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会通”,可以从主体同一性身份、理学家的文道观念、理学诗所承载的“因诗求道”功用等方面来获得证实。理学之“为学”“发明”“观物”“格物致知”“象物比德”“日用为道”等,可算是“会通”宋代理学、诗学的重要“桥梁”或“载体”。

论宋代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与研究方法

文章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史志类、书目文献类等"前"研究史著作进行撰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的总结;二是对百多年来学术史研究类著作的撰写体例、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史类成果进行了简要的评骘,把百多年来学术史撰写体例概括为三类六种,连带而及,对某些研究史类著作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分析。

宋初百年诗歌的礼仪载体功能及其诗学品格

推行礼乐教化,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是宋初百年北宋政权的重要举措。在践行礼乐教化和构建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演唱或者诵读诗句成为此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受此影响,此期士大夫为了满足礼仪行礼的需要,写作了大量与行礼相关的诗歌。研究表明,这些诗歌在形式、内容、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等方面都受到了礼仪内容、行礼程序以及礼仪功能的影响和制约。礼仪诗歌创作的兴盛,对提升彼时诗歌文化品味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与诗词生产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在经济政治"新变"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富民阶层的某些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有诗词生产与消费需求。同时,他们也参入到诗词生产、消费与交换过程中,对诗词生产机制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论＂车盖亭诗案＂与北宋后期诗歌走向及品格生成

北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转折地位与开辟之功，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唐型文化到宋型文化的转变，其完成期公认为“元柘”时期。＂元祐”时期以苏、黄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诗人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绚烂煊赫的辉煌篇章。但奇隆的是，北宋元祜之后的文化尤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却出乎意料地迅速衰落了。

五代社会心理转型与诗风变化关系考论

五代政局动荡,人民苦难深重,由此形成了反常的社会心理。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不再热心于实现救民立功、立德立名的抱负,社会风气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同政治局势动荡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心理转型相一致,五代诗歌风格较之晚唐发生了转变,呈现出萧瑟衰萎、清冷感伤、绮艳靡丽、缺少怨刺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