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困嫡长继承制度的窘境及突破

制度有盛衰,陷困境亦不罕见。以中国古代嫡长传承制度言,自创设到运行,历陷困境。千年行制,宁修补不更易。其显示的是以古为圣,以古为鉴,以古为证的制度行为特色。这种以传统为资源的创制、行制、改制,虽有借鉴、获取资源之便,但也时陷制度于困。清雍正突破传统面向现实,废旧制创新制,一招解困,其行为为走出制度之困提供了有益启示。

石松类卷柏科地史时期和现代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

卷柏科仅含1属,全球分布,具有宽幅生态适应性,属于维管植物基部类群石松类植物,现生约700种。卷柏科起源于泥盆纪,化石记录遍布自石炭纪至今的各地质时期。目前,现代卷柏属亚属的分类方案基本稳定,但对化石卷柏的亚属分类、以及地质历史时期的时空分布问题缺乏相关研究。本文全面总结了卷柏科化石记录的时代和地理分布,并结合分子系统学探讨其地理分布格局的演化,为该科植物的分类与进化研究提供参考。根据现有研究基础,结合最新的卷柏科系统分类研究成果和化石记录,对该类群化石的系统分类进行归纳和厘定,并对化石类群的卷柏亚属Selaginella、Hexaphyllum亚属及rhizophoric clade物种的分化和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进行讨论。研究认为,卷柏科起源于古生代的欧美植物区,不晚于二叠纪,其后伴随着泛大陆解体扩散至华夏植物区及冈瓦纳植物区。化石亚属Hexaphyllum是rhizophoric clade的基部类群,在石炭纪末灭绝。化石证据表明,从古生代末期起,rhizophoric clade已成为卷柏科的优势类群,并在中生代形成了全球分布的格局。

吐哈盆地侏罗纪成煤植物及其与煤成油的关系

重点研究了新疆吐哈盆地侏罗纪成煤植物，并与我国北方其他地区侏罗纪植物进行了对比，认为吐哈盆地侏罗纪成煤植物中银杏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所形成的煤具有较高的煤成油生成潜力。

乐平煤的成煤植物及树皮体的起源

运用煤中植物残体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乐平煤的成煤植物，认为乐平煤的主要成煤植物中树蕨辉木类最重要，其次是鳞木类和裸子植物．探讨了乐平煤中树皮体的起源，认为树皮体中的大部分不是来源于树蕨辉木的小根外部皮层中的厚壁组织，也不是来源于鳞木类或裸子植物的周皮，而可能是来源于一种植物的特殊组织，这种植物推测为一种大羽羊齿类植物的根———刺根茎Ｒｈｉｚｏｍｏｐｓｉｓｇｅｍｍｉｆｅｒａ，而这种特殊组织的性质目前还不清楚，可能属于周皮组织，也可能属于其他组织，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新疆哈密侏罗纪几种成煤植物

对新疆哈密三道岭露天煤矿中林罗统西山窑组煤岩中几种成煤植物的角质层、丝炭化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四种角质层：本内苏铁类、银杏类（Ⅰ）（可能属于Ｐｈｏｅｎｉｃｏｐｓｉｓ）、银杏类（Ⅱ）（可能属于Ｇｉｎｋｇｏ）和松柏类；一种半丝炭化的木材（属于松柏类的罗汉松木属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ｏｘｙｌｏｎ）。在这几种成煤植物中，银杏类和松柏类植物较为丰富，而苏铁类则较贫乏，说明前两者是西山窑组主要的成煤植物，同时也反映出成煤时期的古气侯较为温凉。

太原西山煤田7号煤层古泥炭沼泽植物群落及其演替

山西太原西山煤田斜道沟太原组７号煤层古泥炭沼泽植物群落由菌藻类、石松类、节蕨类、真蕨类、种子蕨类以及科达类等植物所组成。科达植物在群落中占据优势地位，鳞木和辉木为亚优势类群。科达植物的２个种Ｓｈａｎｘｉｏｘｙｌｏｎｓｉｎｅｎｓｅ和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ｏｘｙｌｏｎｔｉａｎｉｉ很矮小，适合于在覆水较深、营养较贫乏的环境中生活。另１种科达植物Ｓｈａｎｘｉｏｘｙｌｏｎｔａｉｙｕａｎｅｎｓｅ可能生活于泥炭沼泽中地势较高的地方或泥炭沼泽的边缘。鳞木、封印木和芦木的生态解剖学特征表明它们都适合于在泥炭沼泽中生活．树蕨辉木可能生活于泥炭沼泽的边缘．７号煤层古泥炭沼泽植物群落经历了由早期的鳞木、辉木和科达Ｓｈａｎｘｉｏｘｙｌｏｎｔａｉｙｕａｎｅｎｓｅ占优势的植物群落，到中期的芦木类较占优势的植物群落以及晚期的矮小科达Ｓｈａｎｘｉｏｘｙｌｏｎｓｉｎｅｎｓｅ和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ｏｘｙｌｏｎｔｉａｎｉｉ占优势的植物群落这样１个演替过程，反映了泥炭沼泽覆水程度逐渐增强、营养状况渐趋贫乏的演化趋势。

太原西山煤田一种新的科达根及其生态意义

山西太原西山煤田太原组7号煤层煤核中一种科达植物根部化石——太原无髓根(新种)Amyelon taiyuanense Wang et Tian,sp.nov.,它有别于无髓根属其它的已知种,其主要特征是:a.内部皮层具板状厚角组织并通气组织化;b.具外皮层,其细胞的径向壁发育,有栓质化加厚带;c.皮层可以较长时期留存。它与现代一些红树植物如红树属 Rhizophora、白骨壤属 Avicennia、柱果木属 Conocarpus 等根的皮层中的通气组织非常相似。而这些红树植物均生活于海边的咸水或半咸水沼泽中。因此,本属种所代表的科达值物的生活环境可能也是滨海咸水或半咸水泥炭沼泽。沉积环境分析的结果证明上述推断是正确的。

云南第三纪白泡煤的成煤植物及煤的成因

通过对云南金所盆地和潦浒盆地晚第三纪浅色褐煤（白泡煤）中植物残体的详细研究，认为白泡煤不是由泥炭藓植物形成，而主要是由松柏类和被子植物形成，其中草本被子植物可能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由成煤植物所反映的古气候条件，白泡煤也不是在干燥或氧化的环境中形成。

具解剖构造的科达叶化石在我国的首次发现

本文描述了我国第一种具内部解剖构造的科达叶化石─－太原科达（新种）Ｃｏｒｄａｉｔｅｓｔａｉ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新种的表面形态与广泛分布于我国石炭、二叠纪地层中的带科达Ｃｏｒｄａｉｔ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ｓ（Ｇｅｒｍ；）Ｇｅｉｎ．较相似，但其内部解剖构造与欧美植物区的带科达有较大差别。新种的主要解剖特征：叶脉维管束具中始式的初生木质部；上、下表皮均具３～５条细而短的皮下厚壁组织束（脉间纹）；叶肉不分化，细胞壁内折；叶缘膨大成鼓槌状。

中国早二叠世早期一种虫囊蕨(新种)(观音座莲目)的解剖构造

报道了山西太原西山煤田早二叠世早期太原组上部７号煤层煤核中一种具解剖构造的观音座莲目生殖器官化石。经对比研究，将其归入辉木科虫囊蕨属（ＳｃｏｌｅｃｏｐｔｅｒｉｓＺｅｎｋｅｒ）。它与虫囊蕨属已有的４个组（共２９个种）都不一样，因此代表了一个新的类型：Ｓｈ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组，标本被命名为山西虫囊蕨（新种）Ｓｃｏｌｅｃｏｐｔｅｒｉｓｓｈ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其主要特征是：生殖小羽片可能为栉羊齿型，聚合囊着生于小羽片背面的侧脉上，沿中脉两侧排列，各有一行，每行大约有１０枚，侧脉不分叉；叶片边缘具裂片并背卷，将聚合囊半包围；聚合囊椭球形，高０．７～０．８ｍｍ，直径０．６～０．７ｍｍ，顶端钝圆，基部呈心形，具小的柄，仅在柄的基部见有维管组织；聚合囊由５～７（多为６）个纺锤形孢子囊构成，它们的基部融合在一起，着生于柄的顶端，中央薄壁组织柱不发育；孢子囊面向外的壁在基部由２～３层细胞构成，中部变薄，为１～２层，至顶部又变为２～３层细胞厚；侧壁在成熟时分离，由单层栅栏状细胞构成，厚度均一，开裂沿面向内的壁的中部进行，纵裂；孢子囊顶端直，不弯曲；孢子小，圆三角形或近圆形，直径一般１１～１４μｍ，具三缝，表面光滑或?

鳞木目小孢子叶球山西鳞孢穗(新种)的解剖特征

描述了山西太原西山煤田太原组７号煤层煤核中一种鳞木目的小孢子叶球——山西鳞孢穗（新种）（Ｌｅｐｉｄｏｓｔｒｏｂｕｓｓｈａｎｘｉｅｎｓｅ ｓｐ． ｎｏｖ．）。其主要特征是：孢子叶球较小，长３．５ ｃｍ 以上，直径１．６～１．８ ｃｍ 。轴具管状中柱，孢子叶螺旋状着生于轴上。孢子叶柄长６～７ ｍ ｍ ，远端叶片长１．２ ｃｍ 以上。孢子叶柄具翅，翅长２～２．５ ｍ ｍ 。小孢子囊可能呈袋形，长与孢子叶柄相近，宽约４．５ ｍ ｍ ，高２～３ ｍ ｍ ，以其长度的约２／３着生于孢子叶柄的腹面上。成熟的孢子囊壁仅由一层柱状细胞构成。小孢子直径６８～７７ μｍ ，具三缝。

煤中一种植物生殖器官残体及其地质研究的意义

本文报道了发现于我国晚三叠世、侏罗纪及第三纪煤中一种植物生殖器官残体,它们类似于蕨类植物的大孢子,壁的表面具网状纹饰,但无单缝或三缝构造。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裸子植物种子内的大孢子,这也是国内首次报道煤中的这种残体。利用生物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上述各时代煤中的裸子植物大孢子壁的显微及亚显微构造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就其所具有的古植物学、煤岩学和石油地质学意义进行了讨论。

太原西山煤田太原组煤核中的科达植物雄性繁殖器官

本文描述了山西太原西山煤田太原组7号煤层煤核中的3种石化科达植物雄性繁殖器官的解剖构造特征。Cordaianthus ramcnt-rarus sp. nov. 具螺旋状排列的苞片及生殖短枝,生殖短枝呈扁状,不育鳞片数目很少。C. ximinensis sp. nov. 的苞片及生殖短枝呈四列状着生于主轴上,主轴横切面呈菱形或四边形。C. cf. concinnus Delevoryas与欧美植物区的C. concinnus Delevoryas的区别在于其鳞片排列较紧密。欧美植物区的Cordaianthus的苞片及生殖短枝几乎都是呈二列状着生于主轴上。本文报道的C. rament-rarus sp. nov. 的苞片及生殖短枝在主轴上则以螺旋状排列,代表一种新的类型,其进化程度可能比二列状排列的类型要高。

华北晚古生代煤中一种科达叶的角质层研究

江苏徐州煤田太原组２０号煤层中一种分散角质层，根据其表皮构造特征及其它证据，认为是科达叶（Ｃｏｒｄａｉｔｅｓ）的角质层。利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这种角质层进行了详细研究，并与国内外研究较详细的几种科达叶的表皮构造进行了比较。

太原西山煤田太原组煤核中的科达植物雌性生殖器官

报道了首次发现于我国的3种石化科达植物雌性生殖器官Coradianthus sinensis sp.nov., C.xishanensis sp. nov.和C. sp., 描述了它们的内部解剖构造特征,并与欧美植物区的雌性石化科达穗进行厂比较.这些化石均产于山西太原西山煤田太原组上部7号煤层煤核中.

内蒙古早二叠世早期南洋杉型木属一新种(英文)

报道了一种具混合型纹孔 (互列式纹孔和对列式纹孔 )的化石木。化石木产自内蒙古乌达矿区老石旦矿附近太原组上部 ,地质时代为早二叠世早期。经比较 ,确认为南洋杉型木属 (AraucarioxylonKraus)一新种 :老石旦南洋杉型木 (Araucarioxylonlaoshidanensesp .nov .)。根据混合型纹孔的存在及其他特征 ,认为新种可能代表了一种原始的松杉类植物的木材化石。主要特征 :仅保存有次生木质部 ,无生长轮 ,仅由轴向管胞和木射线构成 ,未见轴向薄壁组织和树脂道。管胞排列紧密 ,径向壁具缘纹孔 1～ 4列 ,其中 2～ 3列者较常见。纹孔的排列以互列紧挤为主 ,也有少量对列 亚对列的纹孔。交叉场内多具 1～ 2个柏木式纹孔。木射线多为单列 ,少数为部分双列 ,高 2～ 39个(多为 3～ 5个 )细胞。

徐州煤田晚古生代煤中的分散角质层及其意义

本文描述了徐州煤田晚古生代煤中七种分散角质层:真蕨植物(?)角质层、种子蕨植物角质层(类型Ⅰ)、种子蕨植物角质层(类型Ⅱ)、种子蕨植物(?)角质层(类型Ⅲ)、银杏植物(?)角质层、科达植物角质层(类型Ⅰ)、科达植物角质层(类型Ⅱ)。这七种分散角质层中,除科达植物角质层(类型Ⅱ)仅见于太原组20号煤层外,其余的六种均分布于山西组7号煤层和下石盒子组1号煤层中。这些分散角质层具有一定的古植物学、地层学和煤田地质学意义。

晚古生代的科达科——起源和演化的研究

科达科Cordaitaceae植物广泛分布于晚古生代的欧美植物区和华夏植物区,目前包括3个自然属:Mesoxylon、Pennsylvanioxylon和Shanxioxylon。根据目前资料,欧美植物区只见有前两个属,而在华夏植物区这3个属则都有分布。本文详细讨论了这3个属的茎的初生构造、雄性球果穗及胚珠,认为在这3个属中Mesoxylon最原始,Pennsylvanioxylon较进化,Shanxioxylon的茎的初生构造虽具一定的原始性(如具中始式叶迹),但其生殖器官却相当进化。因此,本文提出Shanxioxylon是一种可塑性较强的科达植物,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最终有可能演化为新的植物类群,如某种早期的松杉类;Pennsylvan-ioxylon则是一种较为特化的植物,其结局是走向绝灭。结合地层中科达科化石的分布情况,本文认为最早出现的科达植物应是Mesoxylon,它可能是由某种前裸子植物演化而来,再由其演化至Shanxioxylon和Pennsylvanioxylon。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华夏植物区和欧美植物区的科达植物各自沿着不同的路线进行演化。其中,欧美植物区科达科的演化路线可能为:某种前裸子植物→Mesoxylon的较原始类型(如M.multirame,Mitrospermun bulbosum)→Mesoxylon的较进化的类型(如M.thomp-sonii)→Pennsylvanioxylon的较原始类型(如P.iowense)

中国华夏植物区的科达植物化石

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近４０年来有关中国华夏植物区科达植物研究的资料，将中国华夏植物区的科达植物化石归为４种类型：印痕、压型、髓模及矿化化石等。在科达植物各种器官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时代延续最长的是其叶化石，最早出现于早石炭世的维宪期（Ｖｉｓｅａｎ），但数量较少，分布零星。在华北，一直到晚石炭世的斯梯芬期（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和早二叠世，科达叶化石数量才逐渐增多，特别在早二叠世，达到最繁荣时期，化石保存类型也多种多样。晚二叠世早期，由于华北地区气候逐渐变得干旱，仅在南部的豫西、两淮和徐州一带尚有较多的科达叶化石。到了晚二叠世晚期，整个华北地区全为干旱气候，已无科达叶化石的记录。华南仅在早二叠世地层中有一定数量的科达叶化石，但种类单调，化石保存类型少。晚二叠世时，仅零星分布于江西中部、广东北部、四川筠连及苏南一带。西北地区在早二叠世时有较多的科达叶化石，晚二叠世时被安加拉型的科达植物（如Ｎｏｅｇｇｅｒａｔｈｉｏｐｓｉｓ）所取代。球果穗化石以及矿化的茎和胚珠（或种子）化石的地质、地理分布则要局限得多，主要见于华北和西北地区晚石炭世和早二叠世地层中。华夏植物区的科达植物化石对于研究科达植物的晚期演化历史?

证明的冲突:周公摄政与管蔡之乱——西周初年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的危机

三千多年前,西周王朝建立不久,历史上演了周公摄政。数千年来,对于周公摄政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出发,解释周公摄政的合法性;另一是从儒家政治伦理的角度,用周公后来归政成王的美德来肯定此前摄政行为的正当性。这两种解读方式是我国学界的传统表述。笔者以西周初年的历史事实,揭示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的缺失引发的政治危机,指出历史研究从“形势需要”出发阐释权力正当性,不仅易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而且易误导用“形势需要”的逻辑作为不当获权的合法性证明,使社会面临动荡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