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机制

以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为例,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分析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05—2019年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且这种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发展的耦合协同性趋好,但耦合协调状况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存在“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分布层次差异性较为明显,“马太效应”显著。耦合协调度受经济发展水平、风险应对能力、应急通信能力、生态发展水平、政府应灾能力以及政府科技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的扩大,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逐渐被接受,促成人民币尽快实现国际化已经成为国内外业界人士的共识。诚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充分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性和长期性,深刻认识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背景、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科学合理设计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目标,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文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以及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为政府在制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和步骤方面提供些许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美元一币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很高,必须进行多元化改革。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一般都要经过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三步走"的路程,所以,人民币也应该通过货币职能演进这样"三步走"来逐步实现国际化的目标。结合"一带一路"的具体情况,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采取"一石激起六层浪"的"涟漪战略",即以中国为圆心,通过大中华圈、邻国圈、亚洲圈、亚太圈,这样一圈又一圈地向外圈荡漾,最后才波及全球。特别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会大大缩短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说,通过"一带一路"带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出一条近路。

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还走专注数量和速度的老路。必须立足新阶段,走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维度。高质量发展具有五大本质特征:科技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基于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从构建和完善机制入手,转换驱动机制,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再创协同机制,处理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关系;建立倒逼机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扩大开放机制,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完善包容机制,促进共同富裕。

京津冀产业转移要处理好五对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推动的区域协调发展三大国家战略之一,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有序推进京津冀产业转移则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中之重。有序推进京津冀产业转移要处理好如下五对关系:政府与市场,定位与错位,疏解与承接,集中与分散,产业与人口。要积极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产业优化发展的新模式,同时同地来进行产业疏解与公共服务资源转移,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城镇体系。

中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直接税收入和间接税收入各自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税收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文章针对以上问题,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VAR模型检验来探讨中国发展过程中直接税间接税收入与GDP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定量分析直接税收入和间接税收入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否真有不同、有何不同,从而指导直接税、间接税改革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及防范的思考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逐渐被接受,促成人民币尽快实现国际化已经成为国内外业内的共识。诚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复杂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泛的综合性改革。在充分实现货币国际化之前,我们应该充分了解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科学合理设计防范举措,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的流出与流入路径安排

人民币若要成为国际化货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国际支付结算和价值储藏的职能。而要具备上述职能,则应尽快建立完善境内货币向境外流出和境外货币向境内流入的路径。本文基于当前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不充分、金融机构缺乏创新能力等现状,提出应深刻认识当前构建人民币流出流入路径的条件背景、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合理设计阶段性目标,科学构建人民币流出与流入路径,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无接触经济:“昙花一现”还是大势所趋

在我国,无接触经济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摸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是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接触经济不会只是"昙花一现",而是大势所趋。在发展机遇面前,谁能顺应发展趋势,化危为机,谁就能赢得主动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意义及重点方向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建设高质量市场。当前,我国市场虽然规模巨大,但大而不强、市场分割、要素市场发育不成熟等特点影响了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部署,能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市场健全体系、畅通循环、协同创新,以“有为政府”助推形成“有效市场”,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大综合课税:未来我国个税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

经过3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日趋完善。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仍然存在征收模式不合理、小税种难以起到"自动稳定器"大作用、忽视家庭负担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等问题。提高工薪所得起征点是近年来我国个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越来越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个税制度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借鉴国际经验,实行大综合课税是未来我国个税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其基本设想是,把月收入汇总为年收入,把11类分类收入综合为总收入,把家庭每个成员的收入归集为家庭毛收入,最后根据家庭应纳税收入按照税表规定的档次和税率来计算应纳税额。

论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近年来,社会保障及养老保险问题成为全国公众最为关心的十大热点之首,必须妥善处理。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缺陷:一是"二元制"、"多轨制"在不同人群之间形成制度鸿沟,二是养老关系转移接续困难打击强流动性职工参保的积极性。社会保障其他方面的矛盾同养老保险的问题相类似。造成现行制度两大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保障实行的不是"税"的制度,而是"费"的制度。无论是考虑养老金转续,还是进行多轨制并轨,我们都应该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十二五"期间,开征社会保障税已经适逢其时,不能再拖延。

商事制度改革和信用监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工商部门的实践是推行商事制度改革。一、商事制度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就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农村教育培训市场商机诱人

只有培养和造就出亿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才能顺利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而这不仅意味着中央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评《中国的坎》

“中等收入陷阱”（以下简称“中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当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既不能在劳动力低成本方面同低收入国家竞争.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增加、城镇规模扩大、乡村人口向城镇迁徙以及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而引起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进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没有城镇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经济力学”与经济杠杆

如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一个充满活力、调节自如的经济调节体系,运用经济杠杆有效地管理国民经济?对此问题理论界著述颇多。“杠杆”本是个力学概念,笔者拟从“经济力学”的角度谈点看法。一、恰当的“支点”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主体是企业。若要使经济杠杆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要使经营主体——企业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是经济杠杆的“支点”。

“漏洞”会演变成怎样的“陷阱”

陷阱的特点有两个：一是表面乎坦下面却隐藏着深渊；男一个特点是轻车熟路通过陷阱是有可能的。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与居民信用管理

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伴随并呼唤着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大数据面前存在单兵作战、效率低下、被动响应等诸多问题,越来越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的需要。居民信用管理能够较好解决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的这些问题,以居民信用管理为核心的社会主体信用管理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未来居民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将朝着精细化、协同化和预见型方向发展。

城市化与贫困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性问题有基础设施服务不足、基本公共区域和环境缺乏、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和事故、暴力和社会经济上的不安全等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25年将达到56.9%,然而仍将有近1/3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因而解决城市贫民区的住宅问题就成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核心。与城市贫民区相关联的问题还有城市基本服务设施的可及性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缓慢或者不增长会导致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增加,从而可能引起社会稳定问题。户口制度及其附带的各种福利安排的城乡差别、土地制度等制度安排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