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夫: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

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什么？谈到社会治理我们会联系到诸如组织、街道、网格化管理等，其实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把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固定下来、制度化，这是一个政策化的过程，

疫情中的社会治理策略:社会团结与传染病菌的对抗

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的疾病危害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其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从更深远的社会后果上讲,新冠病毒的传播与影响是社会性的:它通过社会连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时空伴随的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空间安排高度重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不同的冲击。更为根本的是,新冠病毒的传播也毁坏社会连接,直接攻击社会团结,动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根本基础。传染病菌与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瘟疫能够动摇社会发展的轨迹,甚至危及人类社会文明与文化。理论与实践证明,巩固的社会团结与协同合作是应对传染病菌挑战的社会前提与基础。

嫁给未来:当代青年的就业稳定性与初婚缔结

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青年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受到一定挑战。就业的这一变化必然对婚姻与家庭产生影响。文章基于2010年到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讨青年的就业稳定性与婚姻决策的关系。分析表明,拥有体制内稳定工作的男青年有更高的概率缔结初婚,并且这种效应随着就业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凸显。本研究证实了稳定的就业对婚姻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对人口发展的少子化、老龄化等趋势性特征,需要注意日趋不稳定的就业对青年人婚姻的阻碍作用。

借助自制体育器材,强化小学体育课堂教学有效性

本文就如何借助自制体育器材提高小学体育课堂教学有效性进行讨论,对应用此类器材开展体育教学活动的意义加以了解,明确其应用原则,并对其应用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描述,希望能够为小学体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以此来实现学生素质能力的有效培养,满足现代教育的相关要求。

婚姻缔结、家庭财富积累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主观阶层认同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议题,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主观阶层认同是阶层集体意识及集体性社会行动的起点。本文认为,主观阶层认同有着内在的群体性特质,而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结构中天然的实质性共同体,置身于稳定的婚姻家庭共同体与否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际遇,这将导致不同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基于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相比非在婚状态,在婚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明显更高;并且婚姻关系的缔结可以通过家庭收入总量累加与家庭人均收入边际改善两种方式来提升主观阶层认同,即所谓“婚姻缔结—财富积累”中介效应;同时,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景下,对于处在优势社会经济位置的群体而言,其“婚姻缔结—财富积累”效应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表明,婚姻家庭共同体为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提供独特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而婚姻本身的意义也可能随着社会转型发生变化,从而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化的机制。

基层多元共治的路径选择:动员、补位,还是重构?——以巫溪、肃宁、彭州为例

中国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情况复杂多样,仅凭政府的力量无法解决其面临的发展危机和社会问题,从而多元共治成为了基层改革的核心思路。本文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语境下,借鉴协作治理的权变模型构建基层治理创新路径选择的分析框架,对应巫溪"乐和家园"、肃宁"四个全覆盖"和彭州"民心通"工程三个地方创新案例,讨论当前实践中以动员为基础、以补位为促进、以重构为整合三种路径的差异。本研究认为,基于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领导者特质和治理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和社会以问题为导向,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创新。不论哪种创新模式,只有充分的社会动员、成熟的乡村领导者的出现,并配合完善的制度设计,多元共治才能得以实现。

空间、地点与城市社会学

空间与地点是城市社会学中的两个不同但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抽象的、跨越个体的存在;后者则包含个人与群体身份的、用于定居的具体位置。除齐美尔以外,经典社会学家对于地点没有直接的论述。在从聚居地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与地点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其实就是一个特定的地点。城市社会学家在讨论城市与城市生活时,几乎离不开地点。各个理论流派看待地点的视角并不一样,因而地点在各个理论中的位置与功用各不相同。在芝加哥学派以来的城市民族志研究中,对地点在城市生活中的具体细节有着深刻的阐述。人与地点的关系应该成为理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与实施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考量因素。

城市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家庭暴力的研究领域充满了各种争论。在对现有的理论作出综合阐述和评论后,本文运用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夫妻间的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本文发现,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并不少见。其中,施暴者夸大而受害者隐瞒其受侵犯的经历。夫妻间的嫉妒情绪显著地增加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比丈夫收入更高的女性受侵害的可能性更高。生活压力,如学龄前小孩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增加暴力冲突的发生。家庭暴力对受害者,特别是女性的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疏离型”代际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

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资源与情感联系紧密。通过沿海工业区与内地农民工输出地的城乡追踪调查,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与父母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资源断裂、情感疏离的代际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经历了三个时期: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相对独立,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成婚无望之后的资源与情感的交流停滞与关系疏离。这种代际关系的背后,是家庭化困境导致的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家庭合作事务的缺乏、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隔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际纽带的断裂。这种代际关系显示了,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结构转型具有多重面相与多元路径。而大龄单身男工成为了一种脱离家庭合作的个体家庭,也成为了潜在的城市新困境群体。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机制、价值和发展路径

目前,协商民主在我国各个层次的政治生活中都有丰富的实践,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也愈发重要。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并分析了B市三个社区推进协商民主的具体过程资料,探讨协商民主在我国城市社区实践中的具体机制、限度和价值,提出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未来的发展路径。在理论上,本文归纳和阐释了协商民主在我国实践中的“双重取向”,并认为,在引进西方关于协商民主的理念和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协商民主实践的本土化进程。

互联网时代网民职业身份如何影响其政治舆论倾向

关于互联网政治舆论的相关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媒介信息论与个体选择论的视角展开讨论。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2015)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互联网网民中,党政工作者网民具有更高的对内政治支持和进取外交态度等舆论倾向,并更可能通过主流媒体、微信及个体社会网络的消息渠道获取政治信息;知识阶层网民态度与之相反,且更关注微博政治信息渠道而非主流媒体渠道;体力劳动者网民更具中庸态度。网民政治舆论倾向是现实职业身份的投射,基于利益立场的理性选择机制与基于媒介渠道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共同刻画了从网民职业身份到网民政治舆论倾向的形成路径。互联网在促进特定职业群体内部舆论倾向趋同的同时,也可能加剧不同职业精英之间的舆论差异与极化。

家庭生活经历如何影响新阶层人士的政治信任倾向

在中国市场改革与社会分化的情境下,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倾向不但与原有体制内群体表现出诸多不同,而且内部也存在巨大差异。本研究以体制内中产群体为参照,探索了新阶层人士的政治信任倾向及其背后的家庭生活经历等因素。基于CGSS(2010)数据发现:由于制度利益分割,相比于体制内中产群体,新阶层人士总体上有更低的政治信任倾向;新阶层内部的政治信任存在较大差异,家庭生活经历的不同则是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出身于文化精英家庭者继承了父辈较为自由化和反传统的倾向而形成较低政治信任;而已婚者形成了稳定的家庭生活状态且更具传统保守观念,倾向于更高的政治信任。上述发现对理解特定群体政治信任形成的家庭社会化过程以及转型期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功能有一定参考意义。

重建社会信任是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

社会信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条件,所以对于社会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成为探讨社会基本运行规律的重要前沿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支撑社会信任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变迁导致了原有的信任体系的失效,也呼唤社会信任的重建。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建设就是要重建社会信任体系,让社会重新有效地运行起来。

扎根中国大地 深化社会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这既是对政治经济学学人与社会学学人的殷切希望,也为新时代这两个学科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与建设路径。

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动力

社会企业是混合了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特征的混合组织,同时受到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双重压力。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学术机构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推动、公益界的转型冲动构成了社会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并通过法律法规、公益创投、学术研究、大众媒体等方式对社会企业产生影响。尽管成熟的社会企业场域尚未形成,但在实践过程中,"社会企业"概念的定义和范围不断得到澄清,社会企业场域的边界也会在混沌中生产出来。

超声在肛周化脓性汗腺炎诊断与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超声在肛周化脓性汗腺炎的诊断与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15例肛周化脓性汗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肛周化脓性汗腺炎术前诊断主要依靠肛门周围超声检查，检出率为100％，并可应用超声检查与其他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手术采用超声引导下切除病变腺体、窦道切开引流的方法，15例患者病灶组织均被完整切除，痊愈出院，无术后并发症发生。15例患者术后随访0．5～1．0年，无复发病例。结论超声在肛周化脓性汗腺炎的诊断与手术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肛周化脓性汗腺炎的诊疗方案探讨

目的探讨肛周化脓性汗腺炎的诊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2015年7月沈阳市肛肠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收治的13例肛周化脓性汗腺炎患者的诊疗经过,并结合相关文献,深入探讨该病的诊疗方法。结果 13例患者中经超声诊断者6例,经MRI诊断者7例;13例患者均经手术治疗将病灶完整切除,其中2例患者因病灶范围较大,进行了分次手术治疗;术后除1例患者发生了切口感染,经清创引流痊愈外,其余患者均未发生感染;11例患者完成了6个月~2年的随访,均未复发。结论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特点,并结合超声及MRI检测可准确诊断肛周化脓性汗腺炎;通过术中超声检测,彻底切开窦道并广泛切除病灶周围汗腺组织是肛周化脓性汗腺炎的有效治疗方法,可防治创面感染、促进创面愈合、防止术后复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多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研究笔谈

2023年8月10日,位于福建省寿宁县犀溪镇库坑村的寿宁群学书院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并召开了首届“群学乡村振兴论坛”,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5名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以笔谈形式刊登张翼、张文宏、成伯清、温铁军、周飞舟、叶敬忠、王天夫、文军、田毅鹏、何雪松和毛丹11位学者的发言。

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

通过重新分析"再分配"的概念,本文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精英与普通民众区隔的过分关注,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结构是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particularistic)官僚体系间的矛盾所决定的。1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仅决定了在再分配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也决定了遭受官僚政治影响的程度大小。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官僚在再分配时期的优势将进一步继续,而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差异也将逐步扩大。

资本与民众：房地产市场的社会冲突

本文通过分析房地产市场的买卖双方,揭示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的社会冲突。住房的商品化使得房地产市场得以快速发展,同时也开启了买卖双方社会冲突的大幕。由于购房者与开发商各自追逐房屋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因而他们有着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根据双方所掌握的资源的不同,他们使用不同的策略性行为。有效化解这样的社会冲突,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