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超大规模,超大体量;二是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三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进入学界主流的办刊思路与成功经验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后,2024年1月20日,济南大学召开“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建设座谈会,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岛大学以及《新华文摘》《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期刊编辑部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深入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出了真知灼见,本期我们将各位专家学者对“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建设所提的宝贵建议编发一组笔谈文章,以期对本刊的“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重点栏目的新阶段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 ,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 ,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 ,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 ,铸造了一个类似“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力的作用视作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 ,是这一学派的第一个特征 ;追求跨学科研究 ,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 ,是其第二个特征 ;这一学派的第三个特征 ,是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的遭遇与处境 ,主张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 ;而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变动 ,愿意在历史的大关节、大转折点上下功夫 ,则是这一学派的第四个特征。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其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同时,中国学者也一直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思考。这些创获,记录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进的真实足迹。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协调发展。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意识形态、材料、洞察力和判断力、利害关系、现代性偏见等种种因素制约着当代史的书写,但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此外,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亟需进行的一项功课。

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知识结构是怎样产生、形成和改变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来自知识社会学的解释说：知识状况的改变一般说来取决于外在于知识本身的某些社会要素的更动。历史知识的结构性转换当然也是这样。但也不能否认，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有时也来源...

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

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一一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王学典问：在出版了《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之后，最近你又推出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能谈谈这两本书、尤其是...

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

华岗既是中共开国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集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先驱。华岗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道,共同缔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是这一范式的三大基本概念。华岗的贡献在于他为锻造和诠释这三大概念付出了独特而又不懈的努力。

本土化是大国学术的必然选择

2016年，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连续推出《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两篇重头文章，在思想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普遍关注。王教授提出，中共十八大以后，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基本趋势是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这些判断和见解，事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大方向，意义自是不客小觑。尤其是他提出的“把中国‘中国化”’这一命题，堪称是对当前本土化思潮最集中、最有力的表达。目前，学术思想界有关本土化的讨论还远不够深入，讨论的规模也远不能满足这个问题本身所蕴含的意义要求，因此，在2017开年之际，本刊特开辟专栏，准备持续探讨此一问题，渴盼对此感兴趣的各路朋友踊跃投稿，参与讨论。以期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

20世纪后半期的前 3 0年间 ,大陆上流行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泛政治化史学” ;“新时期”以来 ,以西方史学为背景的跨学科史学的勃兴 ,以源远流长的考据传统特别是乾嘉学派和近代实证史学业绩为依托的“国学”的复兴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为基本预设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地位的显著下沉 ,这三大治史趋向或三大史学形态的鼎足而立构成当下史坛的总体图景。而眼前的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学术话语的根本性转换 ,则显示着一场史学文体的革命已经启动。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与青年学生谈治学之二

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历史研究致力的重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意识"的有无,是决定一个学者治学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看来,不具备"问题"的研究是不能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什么是"问题意识",它如何影响和驱动着论文写作,它来源于何处,我们该如何获取"问题意识","问题"如何促进学术进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不仅关乎学术史研究的方向,更能为青年学生求学、治学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

中国话语形成之路: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是中国学术界同仁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基于百年来中国社会之发展事实和中国学术之演化现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之途径有二:一是对五四之后一百年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处理与过滤,在呈现、概括本土经验、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二是从“与世界接轨”到“与传统接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对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其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概言之,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

在现代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史学和为变革现实而研究历史的“致用”史学，进入４０年代后，这两派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本文主要探讨了４０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的新的研究动向。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 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２０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 启蒙语境到２０—４０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５０—６０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８０年代的反封建新启 蒙语境，再至９０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２１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 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