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从中央银行角度讨论(下)

近期全球物价水平持续大幅上涨,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学者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各国中央银行未能及时调整货币政策,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削弱不无关系。事实上,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必须在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权衡,而经济状况又关乎选民的投票倾向,因而其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同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与供应经济学的式微也使各国中央银行低估了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引进负利率政策等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是中央银行对抗国内政治压力、保持物价稳定的有效手段,但无论如何,低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各国中央银行将面临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严峻的挑战。

此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从中央银行角度讨论(上)

近期全球物价水平持续大幅上涨,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学者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各国中央银行未能及时调整货币政策,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削弱不无关系。事实上,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必须在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权衡,而经济状况又关乎选民的投票倾向,因而其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同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与供应经济学的式微也使各国中央银行低估了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引进负利率政策等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是中央银行对抗国内政治压力、保持物价稳定的有效手段,但无论如何,低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各国中央银行将面临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严峻的挑战。

如何理解全球价值链及其发展与挑战:经济学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不断发展,而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透明和非歧视的全球贸易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其脆弱的一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全球化进程有所放缓,全球价值链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中间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加了贸易统计及相关研究的困难,潜在的就业岗位损失也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的关注。

全球价值链的风险、成本及未来走向

快速变化的国际市场和不断调整的经贸政策正在从各个方面影响和改变着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可以带来极大收益,同时也会产生额外风险和成本,跨国企业也在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许多跨国企业都开始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的未来走向,其考虑的方向包括退出问题、多元化问题、区域供应链、库存问题、垂直生产问题、“重新生产”“保持原位”等。

为什么中央银行需要保持清晰的政策意图、灵活的分析方法和谦卑的自省精神

过去三年间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市场动荡等的冲击,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作方式、全球能源供给结构以及国际贸易制度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开始调整定价策略,大幅上调产品出厂价格,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紧张状况也提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这都成了2022年世界性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目前,价格机制能否调节全球供求关系走向再平衡尚不可知。在这个经济金融环境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要想保持货币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操作的稳健性,中央银行需要坚持清晰的政策意图、灵活的分析方法和谦卑的自省精神。

论新形势下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及其相互影响

金融危机后实行的低利率政策促进了经济恢复,但可能会造成潜在的金融风险积累,威胁金融稳定。为了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各国中央银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从低利率向高利率的转变使得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以及二者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催生了英国养老基金危机和美国硅谷银行破产等金融风险事件。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政策目标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非一致性。但是,货币政策不能对金融不稳定风险无动于衷。中央银行应当将货币政策重点放在总量目标上,同时使用“贴现窗口”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来维护金融稳定。

全球宏观政策调整方向:重建财政缓冲机制稳定货币金融体系

世界经济正在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阴霾,但挑战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经济增长放缓、金融风险上升、通货膨胀高企等问题不容忽视。为此,货币政策方面,应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重点,稳定货币金融体系;财政政策方面,应进行财政整顿,重建财政缓冲机制。

减少跨境支付中的美元使用:东南亚案例

美元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东南亚国家正在采取措施减少跨境支付中的美元使用,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东南亚多国签订本币结算协议,以增加本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发展、人民币流动性安排和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也为增加区域内人民币使用提供了机会。但相对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不发达的外汇市场仍然是东南亚地区走向跨境支付货币多元化的障碍。对美国政府而言,下一步需要积极关注技术进步、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

全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突破“稳定区域”安全边界的?(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成就了世界范围内的低通货膨胀和高增长,这使各国逐渐忽视了通货膨胀指标的警示作用,也使政策制定者高估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长期不计成本地使用扩张性政策,政策效果的叠加与累积使得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失去了回旋余地,突破了“稳定区域”的安全边界,最终导致全球经济面临通货膨胀高企与金融不稳定的双重挑战。因此,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实现金融稳定,必须克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框架和微观审慎框架,承认宏观政策的不完善性,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持在“稳定区域”的安全边界内。

全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突破“稳定区域”安全边界的?(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成就了世界范围内的低通货膨胀和高增长,这使各国逐渐忽视了通货膨胀指标的警示作用,也使政策制定者高估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长期不计成本地使用扩张性政策,政策效果的叠加与累积使得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失去了回旋余地,突破了“稳定区域”的安全边界,最终导致全球经济面临通货膨胀高企与金融不稳定的双重挑战。因此,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实现金融稳定,必须克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框架和微观审慎框架,承认宏观政策的不完善性,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持在“稳定区域”的安全边界内。

如何在货币政策的过度紧缩与紧缩不足之间寻找平衡点?

过去一年美联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降低了通货膨胀,但是目前核心PCE仍居高位,要恢复价格稳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考虑到超趋势经济增长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限制性货币政策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美联储将谨慎决定是否继续加息,努力平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风险与紧缩不足风险。

应对全球金融紧缩周期的最优政策选择

面对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各国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紧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较大偿债压力。就应对全球金融紧缩周期而言,增加汇率制度灵活性这一教科书式的操作并不是万能的,现实中这些国家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开放经济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价格黏性、外汇市场不发达、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等多重摩擦。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外汇市场发展水平和债务水平为标准,将所有经济体分为四类,分别确定应对多重摩擦的最优政策选择。

供求失衡、通货膨胀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

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我们需要寻星导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风险管理更加重要。我们将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目标得以实现。

在多边框架下如何有效管理国际经贸关系?

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贸体系正在失灵,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而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既有趋势的催化剂。各国应当从基本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多边框架下开展经贸协商,有效管理国际经贸关系,应对全球挑战。

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

本文从经常账户、外汇市场和外汇储备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各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问题,说明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包括顺差国适当降低储蓄率,逆差国适当提高储蓄率;顺差国尽量避免汇率低估,逆差国尽量避免汇率高估。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基本框架与主要目标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是美国小企业的最高政府管理机构,负责向小企业提供资助和支持,负责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小企业管理局的主要目标包括支持小企业增加收入与扩大就业、建立良好的创业系统和商业环境、帮助小企业进行灾后重建以及提升服务小企业的水平。

美国农业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制定美国农业政策的过程。在确定国会议员听取和参与起草农业立法方面,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支持立法的内部因素包括国会议员的个人动机和信念、增加重新当选的机会、筛选大量信息的需要,以及可靠信息源的持续性。外部因素包括选民的压力、政党资历以及同僚和政府的压力。国会工作人员负责提供专业知识。在利益集团要求下,农业立法由众议院和参议院起草并通过,然后由总统签署或者否决,最终成为法律或者消失。如果成为法律,联邦政府将根据财政拨款情况实施立法。对计划的资金支持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自由支配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美国贸易逆差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呈现常态化,这主要源自美国的宏观政策。伴随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限制进口可能伤害自身出口。如果只减少贸易逆差而不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其结果可能是产出减少,经济增长率下降,因为国内工资水平、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宏观政策和国际环境变动的产物,而不仅是贸易逆差的结果。

国际贸易、全球化及全球价值链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可能影响

国际贸易是推动就业、提高工资、促进收入分配的众多因素之一,对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具有净积极影响。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全球价值链发展不断向前推进。一方面,可以创造高效率、高收益和高增长;另一方面,也对一国经济或某个行业带来一定的扰动,增加风险隐患,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对国际贸易中受损者给予一定的补偿。

经济增长能够自动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吗?

20世纪初至今,虽然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社会制度截然不同,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情况都经历了“下降—攀升”的变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显著快于欧盟,但其收入不平等恶化程度却较欧盟更为严重。两个经济体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背离表明,仅靠经济增长难以自动解决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不同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变迁可能是收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