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上水面的潜流——汉娜·阿伦特论公共领域的衰落

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反思是汉娜·阿伦特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她通过对人类存在境况的分析,说明劳动仅是满足生命必需性的手段和服从于生物本能的活动,因而在古希腊被归入家务的私人领域。行动不仅通过他人在场确立了个人认同和自我存在,而且揭示着个体的唯一和自由。公共领域做为行动实现的场所和条件,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近代以来,经济利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导致私人领域畸形膨胀,最终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政治不仅是现代性危机的集中暴露,也深刻地反映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困境。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对康德判断力概念的政治阐释

阿伦特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视为“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她从康德对审美判断的考察中找到了一切实践判断得以可能的条件:趣味、共通感,扩大思考和范例的有效性,从而阐发了判断活动的政治意义。同时,阿伦特对康德判断力概念的接受也暴露出她本人政治思想的形式化、非认识化和审美化的问题。

当代女权主义视野中的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

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力图打破男性/女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论构架,解构本体论的"妇女"概念,把"多样的差异"、"自我认同"等话语引入女权主义政治的过程中,她们发现阿伦特的思想为女权主义超越传统理论的限制,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角度,从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关于"阿伦特的女权主义"的研究热潮。作者从阿伦特关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区分和自我认同两方面的思想来讨论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她的重新阐释,表明作为哲学家和女性的自我教育是一场持续的斗争、行动和解释学循环。

波考克对马基雅维利德性语言的共和主义阐释

波考克把政治思想史视为政治论说的历史,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一个政治作家的言说本身就是以语言表达或实现的行动;其二,作家在语言层面上与同时代人的交流和回应常带来了语言范式的转换。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他通过对马基雅维利的"德性—命运"语言的探索,提出马基雅维利为公民共和主义带来了语言范式的革命。考察波考克对马基雅维利的德性语言的解读,可以看出其具有的三层含义:公民德性的普遍化、德性的政治化和德性的军事化。

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波考克对共和主义语言的论说

波考克把政治思想视为"政治论说",探索政治语言在多种语境下的运用,同时,他对政治语言的历史研究本身蕴含着理论目标,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把库恩的"范式"用作语言分析的基本架构。波考克通过引入语言分析的方法论,来厘清"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混淆,并对"政治语言"和"语言政治"作了定义。他的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是视言述为行动和确立范式。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考察了共和主义语言,表明其政治思想方法对于政治思想传统的建构意义。

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概念的重释

在20世纪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复兴中,汉娜·阿伦特无疑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阿伦特继承了亚氏的政治概念: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政治的"实践"不同于技术的"制作",从而在当代恢复了政治活动的自足地位。从阿伦特"拯救行动"的立场看,亚氏的自然目的论实际上削弱了行动的自足意义,损害了真正的政治自由。正是基于后者,她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道,开创了西方"非政治"的政治哲学传统。

“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起源于古老的政治和哲学之争,由柏拉图所奠基的“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以及“制作”代替“行动”的思维方式始终支配着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在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中,阿伦特表达了她对政治的看法———政治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政治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对人类事务多样性的“惊异”。

邻人之爱何以可能:阿伦特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

阿伦特192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作为她学术生涯的起点,近年来受到关注。她在博士论文中围绕着“邻人之爱何以可能”这一问题,阐释了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所隐含的两种概念化语境：“欲求”和“回返”,分别指出了邻人之爱在这两种概念语境下的矛盾。最后她指出奥古斯丁对爱的定义还包含第三重的“社会语境”,邻人之爱基于历史的共同命运和归属。显然,她的博士论文并非像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非政治的”神学研究,而是她通过奥古斯丁所做的对共同体的反思。

论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学性质

原意、文本原义和读者所悟之义是诠释学的三大要素,同时诠释学要立足于诠释的对象、主题,来探寻理解活动的本质。政治思想史要理解和叙述的是一切关于"政治之事"的思考,即对阿伦特所谓的"言说与行动"的思考,这一主题刻画使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具有了专门性质。首先考察阿伦特站在现象学诠释学的立场上,对政治思想的史学叙事的认识;然后论述波考克受语言分析哲学影响,将政治思想史定义为"政治论说史",并引入库恩的范式框架,带来了从语言分析到历史重构的过渡。

不完全理性与经济伦理

从哈耶克的“不完全理性”的思想出发，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市场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而不能依赖于人为的计划，以及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经济伦理的内在意义。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

马基雅维利与当代共和主义的两种典范阐释

波考克和斯金纳对当代共和主义的论说,皆倚重于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波考克在论证《君主论》与《论李维》之一致性时,以《君主论》中建构的"德行-命运"概念框架来阐释《论李维》,并以"政治革新论"来诠释两者的基本主题;他亦从德行和命运上回应了共和主义的腐化论题。斯金纳则在解读马基雅维利的一致性问题与腐化论题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两者的比较有助于我们从文本诠释的脉络,理解当代共和主义所谓的"德性"范式和"法律"范式之争。

当代阿拉伯世界学者关于人权普遍性的理论

伊斯兰文明与人权的冲突论假定通常诉诸于文化差异和概念差异的解释,但人权作为一种关乎国际实践的公共学说,以及后世俗理论的登场,为摆脱冲突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三位当代阿拉伯世界人权思想家——穆罕默德·阿贝德·加布里、阿卜杜拉·安·那依姆、伊约娜·库苏拉蒂——对人权普遍性的证明进路,以及他们对文化特殊性和世俗主义的回应,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思想中最优秀的部分与人权话语的融合。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的解读

海德格尔的《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和阿伦特的《爱与圣奥古斯丁》都以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的解读为重点,都是从“事实生命经验”的角度来解读第十卷,并通过奥古斯丁论幸福生活的阐释,分别引向对“诱惑”和“爱”的现象学阐明;海德格尔的“诱惑现象学”强调诱惑是真实经验生活的本质,而阿伦特的“爱”重视记忆带来的反思和自我构建。阿伦特在奥古斯丁论文中显示出的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差异,为她“爱世界”的政治思想作了准备。

宗教批判与意识现代化

宗教的多元化和整全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的多元化,与现代武器和前现代思维方式的结合,导致了如下问题:为了避免致命的"诸神之争",是否有可能证明在不同宗教教义和文化传统中间存在着普遍有效的基本规范?如果有可能的话,就需要一种意识的现代化,它不仅包括一种宗教批判,而且包括一种科学合理性的自我批判性的批判。通过先验语用学和概念分析的一种调和来寻求一个肯定性的答案。

世俗时代的灵性状况:查尔斯·泰勒“世俗性”概念辨析

查尔斯·泰勒对西方世俗化的独特叙事,在重新激活世俗化命题的同时,也带来了重新理解灵性的方式。本文首先对泰勒的世俗性概念做出三重辨析:对于作为可理解性前提的"超验条件",泰勒从构成人类灵性实践的理解语境和公共可用的语言两个层次来考察;关于"在凡俗"时间中的社会想象,泰勒指出寓于单一时空中的凡俗性正是现代世俗化的根本特征;关于在"道离肉身"意义上的基督教世俗化,泰勒揭示了西方思想重新界定道德动力的中心,在抽象的、超脱的理性中找到了普遍仁慈和正义的源泉,重新界定了道德动力的中心。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三点对当代灵性状况的反思:1.泰勒的研究解构了"世俗/灵性"的二分,现代世俗化意味着一种新的对信仰或灵性的理解语境,这种隐含的理解语境为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所共享;2.在现代内在框架所推动的反思意识中,灵性更恰当的定义是内在经验的完满感,泰勒试图以这个宽泛的定义,来涵盖灵性生活的种种形式,包括那些非宗教的形式;3.现代的道德秩序却未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而是发展出一整套具身化的形式,即他所谓的"现代社会想象",塑造了世俗现代社会的整体样貌。泰勒的社会想象进路也提出了如何发展当代"灵性想象"的问题。

阿伦特与马克思:解释的和批判的政治哲学

从《极权主义起源》到《人的境况》,阿伦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从极权主义回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足迹?在这个传统崩溃之后,政治哲学又该如何存在?本文先简要分析阿伦特在劳动概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说明她的批判既抓住了政治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又很大程度是跟马克思进行的一场歪曲对话,最后指出阿伦特和马克思分别提供了政治哲学在当代发挥作用的两个方向:解释的政治哲学和批判的政治哲学。

行动与自由意志:阿伦特的奥古斯丁论题

阿伦特对公共的行动自由和内在的意志自由做出了严格区分,但她又十分推崇奥古斯丁在这两种自由概念上的重要发现。本文从诞生性和意志概念来考察阿伦特对奥古斯丁自由观的阐释,旨在纠正人们通常对阿伦特行动理论的过分希腊化理解。本文认为,阿伦特既肯定奥古斯丁通过对内在自我的发现揭示意志自身分裂的意涵,从而批判了近代政治思想中的意志主体,又把意志概念与诞生命题相连,从而在心灵时间性上肯定了行动的创新力量。

现代共和思想的时间意识:以波考克和阿伦特为例

作为当代共和主义复兴的代表人物,阿伦特和波考克的共和主张来自现象学和史学建构的不同背景。但在他们不同的理论诠释背后,隐含着对政治近似的本体论假定和时间想象。藉由波考克的公民人文主义话语,这种时间想象得以揭示,他把共和主义解释为现代早期与基督教神圣时间相抗衡的政治模式。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则试图以"开端时间"来抵御现代的"过程时间",并以开端的自我奠基来解决共和国的持久性问题。他们两人对时间性的共同关注,表明他们都反对把现代视为一种无休止的进步过程,或围绕着对"物的管理"展开的均质流动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共和国体现了人以行动开辟空间来克服时间的努力,对政治的热情乃是出于人类在真正意义的世俗王国中寻求不朽的渴望。同时,他们关于共和主义的时间模式仍有差别,这种差别解释了他们对美国革命的不同态度。

法律与政治:评《汉娜·阿伦特与法律》

阿伦特的法律思想虽不系统,却贯穿在她一生对极权统治的性质、对法律的来源和宪法创立,以及由艾希曼审判所引发的法理学思考当中。本文首先简述了她对法律概念的历史—哲学考察:在批评传统法律概念的绝对性预设的同时,她指出希腊的Nomos和罗马的lex都不把法律诉诸一个政治之外的超验来源,而是把法律理解为政治空间的'界线'或政治中的'关系'。接着简述了她对于宪法的解释学权威、国际法、个人罪责等问题的看法。本文说明研究阿伦特法律思想的意义,并不仅是为日益庞大的'阿伦特学'做出法学领域内的补充,更在于透过她的视角,重新把法律带回到政治思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