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

以实证研究考察社会变迁进程中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多重形态。从年龄、时期和队列三维视角分析发现,队列趋势主导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城市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持续完善间接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改变,这一特点在“50后”中表现最为显著。在时期层面,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自2010年开始持续提升,2013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除整体走向与政策实施、重大事件的发生周期基本吻合外,国民收入水平提升是重要外生力量。从个体生命历程判断,随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是一个共性规律,但下降过程中呈现2个不同的速率阶段。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呈现代际的趋同和分化,“60后”“70后”“80后”是驱动城乡趋同的主要力量,性别趋同集中表现在“50后”“60后”“75前”群体中,由高等教育福利获得的机遇差异可能是导致新老代际分化趋势扩大的重要因素。

共同富裕视角下国民健康福利发展研究——兼及体育锻炼的贡献率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民生保障及福利制度的持续完善,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与福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目前,对于人口健康福利发展的概念、测量和趋势仍缺乏共识性认识。基于健康与福利两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关系,通过CRITIC权重法构建国民健康福利发展指数,分析了近20年(2003—2021年)国民健康福利发展的基本趋势,发现2003—2012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17%,2012—2021年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33%。计算了体育锻炼对国民健康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总贡献率为3.79%,高于家庭人均全年医疗保健支出(2.99%,第19位)和政府卫生支出(2.52%,第21位)。2003—2021年体育锻炼的贡献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18%。

陪伴是跨越焦虑的教育:一项来自家庭体育教养方式的研究证据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的2014—2015学年追踪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家庭体育教养方式对子女体育参与程度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兴趣教育和应试教育均对子女体育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兴趣使然的驱动力强于应试。应试教育不能直接提升子女的体育参与程度,但可以通过增强亲子关系实现。不同角色分工模式下的亲子关系具有多重中介作用,在体育家庭教养过程中父亲的角色更为重要。家庭体育教育外包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取决于子女的体育兴趣及紧密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可以有效弥合弱势家庭环境对子女体育参与程度的不利影响。父母在陷入教养方式选择焦虑之前,应反思并正视家庭教育中的首要责任是陪伴。

轨迹与转折:中国优秀运动员成长历程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并解释优秀运动员成长轨迹和重要转折是体育科学的一个全新话题,也是竞技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看似差之千里的学科交叉融合的亮点,对于优化竞技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和提高培养效率具有理论意义。研究尝试走出强调天赋与训练因素的传统研究思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成长历程和转折事件。依据生命历程理论建构分析框架,通过事件史分析法描绘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着重剖析3个问题:在成长轨迹中何时发生转折、估算发生转折的可能性、分析驱动历次转折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优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4.74年,竞技提高期平均为3.45年,与国际优秀运动员成长的时间规律较为一致。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轨迹具有强结构性、持续稳定性和相互关联性的规律特点。在分析影响职业生涯中两次重要转折的关键要素时发现,运动员在不同成长阶段培养的重点应有所不同,除了训练手段之外还应“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并从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引申出关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3点思考,提出建立优秀运动员成长数据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体育锻炼对中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对体育锻炼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及其机制进行探究。研究表明,社会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和社会支持因素都对老年人的抑郁得分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体育锻炼对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得分仍具有显著作用。体育锻炼对城乡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体育锻炼减少抑郁的作用在城市老年人中更为显著。体育锻炼在直接降低老年人抑郁得分的同时,也通过提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和同伴支持程度间接降低了其抑郁发生的可能性。

家庭体育环境与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的关系研究——基于自主体育锻炼的中介效应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高发说明身体姿态异常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使用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于2019年组织实施的青少年身体姿态与生活方式调查的数据,探究儿童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家庭体育环境、自主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被调查儿童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受家庭体育环境的直接影响,相比家庭体育物理环境,家庭体育心理环境和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对被调查儿童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的直接效应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家庭体育环境促进被调查儿童青少年的自主体育锻炼产生了中介效应,并且被调查儿童青少年的自主体育锻炼可以有效抑制身体姿态异常程度。此外,家庭体育环境、自主体育锻炼对不同程度的身体姿态异常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均有差异。体育锻炼促进性的家庭物理环境对低程度身体姿态异常儿童青少年具有显著影响,对中程度和高程度的身体姿态异常儿童青少年则需要营造家庭体育心理环境和家庭体育行为环境,由此更有利于自主体育锻炼发挥作用。因此,应积极倡导实现家庭体育的价值,父母要为其子女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环境,促进其子女进行自主体育锻炼,以此预防身体姿态异常。

中国家庭体育锻炼行为特点及代际互动关系研究

利用2015年全民健身活动现状调查数据,采用家庭户匹配法,通过婚姻与代际关系的匹配整合家庭变量,分析我国家庭中各成员锻炼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家庭中各成员的锻炼行为具有"一老一小多,中坚力量少"的特点。家庭中的儿童青少年受升学压力客观驱动,主观积极性不高。成年人锻炼参与程度低,锻炼项目较为单一,但体育的社会价值逐渐在家庭中发挥作用。2)家庭结构的复杂程度对成员锻炼行为有较为直接的影响,核心家庭成员的锻炼程度最高,联合家庭中的成员锻炼程度最低。3)居住环境对家庭成员锻炼行为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呈现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表现为两种梯度进化关系。4)在同一家庭中,各成员体育锻炼行为有同质化趋势,家庭核心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家庭锻炼行为的一致性。家庭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成员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家庭锻炼行为具有明显的代际互动关系,呈现双向社会化模式。

中国成年女性体育锻炼行为代际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借助队列分析视角研究成年女性体育锻炼行为代际变化特征,利用事件史分析法解释引发锻炼行为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探讨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代际行为变化折射出的女性锻炼意识和行为的转变。研究发现,社会变革过程中,成年女性体育锻炼行为随之发生改变,锻炼目的、项目、方式、持久性等均呈现显著代际差异。城乡成年女性锻炼行为的变化表现为趋同与分化并存的特点,队列效应展示了导致城乡差异背后的复杂机制。成年女性体育锻炼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代际特征,传统习俗对女性观念及行为的束缚仍在延续。体育锻炼行为和观念上的代际差异呈现缓慢延续状态,并具有阶段性特点,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趋同。

分层与共性:我国社区居民体育锻炼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现状调查数据,验证社区居民锻炼行为的梯度进化关系特点,从社区效应的角度研究居民锻炼行为的共性特征,探讨影响社区居民锻炼行为的同质性因素。研究发现,社区中居民的社会层次呈现一定的共同性特点,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及工作方式较为趋同。社区层次越高,居民健身意识越强,参加体育锻炼的频次越高,同伴关系越强,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越高,居民的锻炼行为具有与其居住社区相同的梯度进化特点。在不同层次的社区中,居民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锻炼意识、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共性因素,但在其他影响因素上表现为城乡差分与高低之别。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变动趋势——基于“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的预测

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和2016年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通过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群体的规模、结构及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发现:2020—205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儿童青少年在规模上整体呈现先升后降并逐渐趋于稳定的趋势。按照总和生育率设定高、中、低3个人口预测方案,预计到205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儿童青少年人口数量分别约为1.68亿、1.39亿和1.21亿。青少年体育赛事、体育组织、参与项目、活动场所以及健身指导的需求也随着规模变动而发生改变,总体呈现短期内小幅度增长、中长期内持续缩减的发展趋势。提出:深化落实体教融合政策,应在制定我国青少年体育“十四五”发展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时,着重考察儿童青少年人口变动趋势,并及时把握新形势下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变化的新趋势、新需求和新问题。

久坐时间、身体活动与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

久坐、身体活动不足和身体姿态异常已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的显著风险因素。本文旨在厘清青少年日常久坐时间、身体活动与姿态异常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久坐总时间、屏幕总时间均与姿态异常之间显著相关,娱乐屏幕和作业久坐的时间过长可能是造成姿态异常的重要原因;增加身体活动对降低因久坐时间过长引发的姿态异常具有显著作用;在上课连续久坐情况下,校内体育活动可显著降低姿态异常的发生,增加校外体育活动可降低因作业和娱乐屏幕时间过长导致的姿态异常。本文致力于为干预青少年因久坐时间过长引发的不良姿态问题提供实证依据,呼吁关注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将脊柱侧弯预防关口前移,鼓励并督促青少年加强身体活动,创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脊柱健康的支持性环境。

青少年近视与身体姿态异常的关系研究

我国青少年近视发展趋势亟待扭转,本文考察了近视与身体姿态异常的关系,并验证了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和教师监督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身体姿态异常显著增加近视的发生率,增加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和老师监督提醒都分别有助于降低因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校内体育活动和老师监督提醒的调节作用呈现"互补"特点,其作用机制具有较为明显的预防作用,应尽可能在青少年早期学段采用上述干预方式,有效降低因身体姿态引发的近视风险。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需切实有效贯彻落实《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发挥教师的监督作用,开齐、开足体育课。

朋友网络支持与老年人锻炼参与: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

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影响及路径,并考察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的锻炼参与具有正向的影响,支持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更高;影响路径表现为朋友网络支持可以直接促进老年人锻炼参与,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适应程度间接促进老年人锻炼参与;朋友网络支持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存在内部异质性,对城市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影响更为显著;应注重鼓励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除了动员家庭成员支持外,全社会应努力创造适宜于老年群体的社交环境,为建立老有所依的友伴关系提供环境支持。

动机与兴趣:社会环境与城市青少年身体活动之间的中介因素研究

本研究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利用2016年青少年体育健身状况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动机、兴趣在社会环境与城市青少年身体活动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兴趣在内/外部动机和身体活动参与之间发挥了中介调节作用。城市青少年更多参与身体活动与积极的内部动机直接相关,而与外部动机只存在间接关系,但二者均弱于通过参与兴趣作为中介因素建立的间接关系。有兴趣的城市青少年更有可能每天参与身体活动,并且拥有更高的内部动机。积极参与身体活动的朋友越多,青少年参与的可能性越大。内部动机、父母支持及同伴关系与参与兴趣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学校环境则不利于增强城市青少年的身体活动。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用自我决定理论解释城市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合理性,还证明了兴趣和内在动机对于激励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重要性。

家庭资本与教养方式: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家庭阶层差异

利用2016年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状况调查数据,分别采用描述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青少年身体活动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发现我国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家庭阶层差异已初具特点,家庭所处的阶层越高,子女的身体活动参与程度越高,但身体活动总量上阶层差异甚微,表现为中产阶级家庭并未形成稳定的身体活动惯习。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差异主要源自家庭阶层,学校的培养作用相对较弱,尽管中高收入家庭为子女选择了更具资源优势的学校,但这一优势并未对形成阶层健康差异发挥作用,且教育模式也不利于子女健康行为的形成。身体活动的教养方式存在家庭阶层的差异,家庭阶层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是通过教养方式实现的。家庭阶层越高,父母对子女身体活动的陪伴、支持和引导作用越强,子女身体活动达到推荐量的可能性越大。

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队列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个体、家庭和社会网络支持的视角

体育锻炼是关乎老年人个体健康水平和社会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从生命历程的队列视角探讨老年人体育锻炼意义重大。分析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后发现,较晚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度更高。通过多重队列的比较研究发现,队列间个人支持、家庭支持、社会网络支持等影响机制的分化主要体现在较早出生的队列更容易受到健康的限制,并且有配偶、子女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更高,但有常联系亲属可能反而会降低他们锻炼的参与率,受限于生理因素和资源累积劣势,参与锻炼更可能是缺乏亲属和社会网络支持的替代补充品;较晚出生队列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有朋友支持和社区环境支持的老年人锻炼参与率更高,健康和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程度没有年老队列的明显,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增加了累积优势,参与锻炼更可能是出于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从生命历程视角阐释特定社会情境中生理和社会因素在体育锻炼的差异和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为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考察老年人体育锻炼影响机制、调整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提供新视角。

同伴支持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

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现象日益受到重视,人际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身体活动。同伴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化情境。利用2016年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状况调查数据,对同伴支持行为与青少年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发现,同伴陪伴与融合、信息指导的支持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因年龄、运动能力及家庭经济背景的差异,同伴支持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引导和改善同伴关系可能会对其身体活动有促进作用。家庭、学校、社会环境都可能会对积极同伴关系的稳定产生影响,并间接干扰身体活动,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逐步探索。

家庭代际关系对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

代际关系是社会研究中衡量代际间有目的互动行为的重要内容,其中城市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尤为重要。体育锻炼有助于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但以往相关研究较多关注老年人锻炼的参与程度,忽视了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为此,基于代际团结理论,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分析家庭代际关系对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代际团结的潜在因素对锻炼决策影响程度大于外显因素,各个维度的作用强度依次为共识、联系、情感、功能、规范。父辈对子辈支持的期待已从经济供给和生活照料转向情感满足,更为注重代际互动的质量而非形式。居住距离不再是阻碍代际决策互动的主要障碍,经常与子女见面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提高1倍,观念认同、情感支持、亲密联系是子辈支持父辈锻炼决策的关键因素。代际团结的负向影响是有条件的“规范”冲突,具体表现为生活照料和隔代照料,为子辈提供家务支持挤压了父辈锻炼时间和精力,但挤压程度与其自身健康状况和支持频率有关,可以通过适度调整降低其不利影响。隔代照料是城市老年人参与锻炼的主要障碍,没有隔代照料负担的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可能性是有照料负担老年人的1.22倍,成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家庭关系之间、父辈追求自身发展与子辈照料需求之间以及代际文化适应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

社会因果还是健康选择?——关于中国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CLHLS")数据,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我国老年健康不平等的两种观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童年社会经济状况与成年社会经济状况均对老年期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但童年社会经济状况发挥作用的机制是通过影响成年社会经济状况进而对老年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尽管成年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导致老年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对老年健康水平的影响力明显大于童年时期,但影响机制却不能简单的一言以概之。健康生活方式在社会经济状况影响老年健康水平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可以降低社会经济状况为老年健康水平带来的累积劣势,且终身体育锻炼行为可以改善老年健康。因此,研究认为,老年健康不平等源于童年及成年的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影响中介因素间接作用于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但这种累积劣势却可以通过个体的自我健康选择和终身健康生活方式得以改善。

中国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1995-2020年

从时代、区域和城乡三维属性考察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迁规律,对于回溯全民健身发展历程、精准聚焦政策发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使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以参加体育锻炼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2个口径分析我国1995—2020年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迁过程。结果发现:25年间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平均约为44.4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平均约为29.22%,平均年增长量分别为1.45%与0.27%,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的普及度显著提升,但体育锻炼参与的规律性仍有待加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对此发挥了短期促进效应,而全民健身制度化则发挥着更为稳定的长期效应;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省际差异梯度明显,中部省份人口的体育锻炼普及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人口体育锻炼的规律性更强;城市居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始终高于农村,但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后农村后发优势明显,随时间推移城乡之别呈现逐渐弥合趋势。综上,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呈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未来需进一步发挥全民健身计划和重大赛事的驱动效应,推动全民健身均衡发展,赋能“体育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