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华亭鹤唳”:晋宋两朝的现实语境与历史追叙

叙事文学作者自身的立场、视角、思想、风格,常常在剪裁和拼接素材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如果所写对象是历史事实,这些作者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则很可能破坏史家叙事"直书"的传统。身处晋宋之际,谢灵运将自己的身世与情感,代入笔端与之遭际似是而非的陆机形象,以其经典作家的才华和地位,彻底扭转"华亭鹤唳"一典的内涵,流传至今。以此切入探索六朝时期文史的分界与社会功能,当能有所启发。

祖先神话与六朝士族精神的建立——以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为例

门阀政治鼎盛的两晋南朝时期,谱牒学开始兴盛。在编缀姓祖神话的同时,高门士族也在无意识中进行着家族精神和自我价值观的逐步建构与完善。这个过程,会从家族成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中以不同方式曲折地投射出来,成为后世读者眼中独具风采的家族特征。本文以南朝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为切入点,对上述现象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两晋南朝名家先世故事象征意义及故事的讲述

两晋南朝时期的门阀谱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其意义并非单纯地记录历史,而是建立起某种相对于现实的参考坐标。在这个过程中,对"先世"荣光的集体"追忆"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溯源仪式,而将家族集体记忆中的"先世"故事变为和现实同构的某种象征。

谢朓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的再探讨——兼论钟嵘《诗品》的材料组织形式与近世诗人批评方法

钟嵘《诗品》讨论近世诗人时,并不局限于对永明新体的保留意见,而对可能影响自己诗学理论的近世诗人,均存在一定批判思考,亦企图提出别具一格的新见。该现象有不同表现形式,因其产生于齐梁文坛奇峰并起的大背景下,可能也是某种自立门户的紧迫感使然。对谢朓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的评价,或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

血·火·游戏

“戏”这个字,有那么一点轻松的感觉:戏剧,那是演出来的悲欢离合;游戏,那是扮演着角色在玩耍。总之,一切都是虚拟的,哭过笑过,仍然回归真实的生活状态,“一切如常”。然而有那么一种游戏,却让旁观者难以轻松起来,那就是国外颇盛行的战争游戏。参与战争游戏的人,把自己打扮成匪徒或者军人,背着拿破仑时代的水壶,或者戴着诺曼底登陆时的钢盔,或者全身驻伊拉克美军的行头,挥舞着各种型号的武器,

“伯道无儿”说邓攸——两晋之际一类“政治青蛙”的流浪故事

《世说新语·德行》第二八条讲了个令人悲伤的故事:“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困于“意外空间”的“义烈”——一起血亲复仇案和围绕它的各种故事

宋、齐、梁、陈"南朝四史"的类传,藏着个颇有趣但又不引人注意的细节:可能由《宋书》创立而由《南齐书》继承的《孝义传》,到了《梁书》《陈书》里,却变成了《孝行传》。这并不单纯是由于后两者成书于初唐。与它们成书年代接近的《南史》,由于兼抄四者,仍作《孝义传》。可以猜想,李延寿应该也注意到了"义"在这些传记中的逐渐脱落。

被阐释的“我见犹怜”——东晋南康公主故事与晋宋士人的女性观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十一月十一（12月10日）,35岁的东晋大将桓温,上任荆州刺史一年有馀,递上一封奏疏,便不等朝廷批复,即日点兵伐蜀,上演了一出说走就走的征伐。翌年（347）正月廿八（2月24日）,在其朝野早己积怨甚多的成汉末代君主李势,四战四败,经历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战事之后,终于战败投降。南方遂归统一。

从“五马渡江”到“铜马入海”——东晋政权的“寄人国土”与鸠占鹊巢

两晋之际经常被历史模糊带过,但这个时期本身,充满着极其剧烈的动荡和迅速的变化。精神创伤、文献散佚、记忆筛选……使得不同人即便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也因为他们不同的理解,常常让讲述形式遮蔽了本来环环相扣的事实细节。而史家不经意带过的一笔,或者奇迹、神秘事件的编造,又常常使得这些细节经过各种扭曲之后,重新浮出水面——就像梦境对人类无意识世界的呈现一般。

历史罅隙里的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与《辩命论》

有那么几天,南朝文学家兼学者刘孝标,忽然发现自己很不高兴。根据他本人在相关作品开头的记述,当朝皇帝曾经和一众名臣谈起三国时期以术数闻名的管辂,认为管辂实有奇才,只是位宦不达,未免令人为之惋惜。刘孝标本人当时并不在场,是从一位在场者那里听到的这段评论:这位在场者,可能是他入朝为官的亲族,也可能是与他交好的朋友。说者也许无意,但作为听者的刘孝标,立即便能想到:虽然皇帝有这么一说,但新朝确实也已建立有那么些时候了,先前已沉沦下僚多年的他,却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知己者"的赏识。他感到自己不能好好聊天了,真的没法开心,甚至还有些生气。他用于排解不开心而写出的作品,就是六朝人探讨命运问题的一大名篇——《辩命论》。

隋唐命妇冠饰初探--兼谈萧后冠饰各构件定名问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唐代以前有关命妇礼冠的记载,缺少足够的完整文物与图像资料。不过,类似文物的出土与发现,最近几年开始增多,尤其隋炀帝萧皇后冠的完整出土与修复、复原,为人们提供了又一例隋唐命妇冠饰实证。对照研究历史文献与包括此冠在内的出土实物,可对隋唐时代命妇冠饰历史发展源流,作出更为具体的考证,如传世文献中语焉不详的宝钿、花树、蔽髻等究竟外形如何,博鬓、钿钗等的发展演变,并可对萧后冠饰本身的主要构件定名、形态及组合方式作进一步推测。

段部——辽西公国的建立与衰亡

《通鉴考异》卷四曾指出,唐修《晋书》“帝纪‘太安二年十二月甲子大赦’,‘永兴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疑是一事”。太安、永兴,为晋惠帝后期年号。太安二年即303年,甲子为永兴元年(304)正月二十六日,照应同书《长沙王乂传》“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废,二十七日死”“草木萌牙杀长沙”的悲剧结局。两年间,河间、成都、长沙、东海四王等势力集团争夺执政权,合纵连横,屡兴战火,华北大受池鱼之殃,《晋书》叙事因此颇有错舛。紧接着有关大赦的记载,《惠帝纪》太安二年十二月出现的“丙寅……封鲜卑段勿尘为辽西公”,实则也当在304年改元后。丙寅,即永兴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段勿尘,即段务勿尘,是鲜卑段部其时的领袖,西晋—十六国前期名将段匹磾的父亲,其名尚有务尘、务目尘等多种音译记法。此人何时受封为晋辽西郡公,在《晋书》中,加上此条,至少有三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