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差距

数字金融作用于区域创新发展路径,对推动区域创新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市级宏观数据和上市公司等多维度数据,基于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数测度了区域创新发展差异,多方位考察数字金融指数及数字覆盖范围、使用程度、支持服务力度与区域创新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探索数字金融影响区域创新差距的传导机制和微观基础。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省内各地级市间的创新差距,并且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在东部地区和省份内部创新差异较小的地区更强。进一步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传统金融与信息基础设施的有效结合,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对区域创新差距的边际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并不能显著推动省份之间创新的均衡化发展。微观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缩小企业间创新差距,但是不利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创新的均衡化发展。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数字金融发展,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为区域创新的平衡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为推动区域技术创新、缩小地区创新差距提供理论基础,还可以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以2006～2017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协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联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基于科技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才得以发挥。要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亟需理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推进两者协同发展。

新时代下大学和企业的关系研究

大学与企业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互补和替代两种,发达国家校企关系多表现为前者,发展中国家多表现为后者。互补关系是激活国家创新要素释放的关键之一,替代关系则容易制约创新要素发挥作用。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下,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应当尽快使大学和企业的关系由替代走向互补。这就要不断完善外部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改变大学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管理体制。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收敛

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与地区差异,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利用β收敛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子指标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驱动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了边际递增的特征,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效应高于东部地区。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收敛性,而数字金融加速了地区间经济收敛速度。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社会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线性与非线性效应

采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划分2000～2006年和2007～2015年两个时间段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教育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来看,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现增强的趋势;从地区视角来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呈现由东部到中部、西部效应递减的现象。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得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逐渐降低。

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门槛特征和空间溢出视角

文章根据2008-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对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测度,并通过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科技服务业集聚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先抑后扬的"U"形门槛特征;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值后,科技服务业集聚作用于科技创新的正向效应才得以体现;而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区域科技创新则表现出倒"U"形的溢出效应。提高科技创新力,必须要动态处理科技服务业集聚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兼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均等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本文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等现状进行系统性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论述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传导机制,并发现收入分配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此,要降低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深化中西部地区的体制与制度改革。